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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 信息发布:马融研究会 | 发布时间:2013-11-25 | 浏览:1179 ]
  
  中华文化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距今已经有五千多年历史。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千多年的殷商甲骨文,与其它已经湮灭的古文明不同,中华文化五千年来的文字文献流传有序,有迹可循,从来没有间断,所以直到现在,人们仍旧可以穿越时空,探知那时古人的思想,阅读古人的文献,与五千年前的先祖展开对话,这真是一件让人叹为观止的事情。
  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民族组成的脉络开始清晰,主要由居住在黄河流域华山附近的华族部落和居住在商水附近的夏族部落组成,“华”还有一个意思是美丽,衣饰华丽的部落,夏有盛大的意思,礼仪之邦,一般认为华夏是中华诸民族的先祖。
  中华民族最早建立的朝代是夏、商、周。周朝是一个具备了完整封建制度特征的社会,不但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文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作为民族文化万宗之祖的《周易》,记录贵族、大夫间政治活动的《尚书》,反应民间生活,具有极高文学审美价值的《诗经》,以及规范祭祀活动礼制的《礼记》,这些伟大的作品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先河。
  中华文化第一次井喷式的爆发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时代,诸子百家,兼容并蓄,各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层出不穷,纷纷提出和实践着自己的思想。代表法家思想的韩非子,主张无为思想的庄子,提出兼爱的墨子,荀子的礼法思想,更有以后成为汉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也诞生在这个时代。总之那是一个百无禁忌,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取长补短,相互撞击融合,相互借鉴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华文化的第二次井喷发生在汉代。汉代是一个极具张力雄才大略的朝代,它不但在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而且在中华民族身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楚汉争霸,汉高祖刘邦受封于汉中,被称为汉王。刘邦取得天下后,为纪念自己的发祥地就把朝代的名称定为汉朝。在汉武帝时,北面荡逐匈奴,南面平定荆蛮,极大的扩充了中国的版图,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中国和中亚、西方的交通,汉朝威名远扬,影响了整个民族的走向,从那时起才有了汉人、汉字、汉语、汉官威仪等带有汉代胎记的称谓。
  汉武帝是一个文治武功兼备的皇帝,他不但消除边患,扩地千里,更重要的是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把儒家学说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结束了长期以来统治阶层思想混乱的局面,初步形成了以儒学为主流的汉文化的雏形,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以汉文化为主的大统一,儒家文化上升为代表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下,官府和民间掀起了学习儒学的热潮,在繁若星海的学者中,有一个大儒光芒万丈,就像冉冉升起的巨星,他就是被称为通世大儒的马融。
  马融,字季长,东汉右扶风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聪慧过人,儒雅倜傥,多才多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古文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博弈家。他少年时师从通儒挚恂学习儒家思想,以才貌双全名重天下。其后奉诏进入东观校书,著述颇多,且与当时的贤良才俊张衡、许慎、蔡伦友善。
  马融在东观著述的过程中,看到由于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加之距离春秋战国时代遥远,很多著作漫漶湮灭,世人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学习有非常大的困难与疑惑。以讹传讹,曲解歧义,各立门户,流派纷呈等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有些诠释更是以偏概全,荒诞不经,严重偏离了儒学的本质,与儒学思想博大精深的内涵相去甚远。
  马融目睹了当时儒家学说的混乱现象,决定溯本追源,去伪存真,匡正歧义,以自己的聪慧才学和坚韧不拔的治学精神,诠释和还原儒学经典的真谛,给后世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融注经。
  马融虽然有满腹经世纬国的锦绣才学,但在政治黑暗的东汉末年,鬼魅横行,等待的他只能是怀才不遇,扼腕空叹的命运。马融性情耿介,嫉恶如仇,终究不为把持朝廷的外戚宦官所容。宦海沉浮,命运波折,诬陷迫害,几遭杀身之祸。在他耋耄之年告老还乡后,以毕生所学,致力于讲学传道教化四方,成为马融注经后他生命历程中另一个辉煌的里程碑。
  宦海失意,人生跌宕的马融,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苦心孤诣的要将平生所学传播四方,他在家乡的集镇上筑高台设绛帐,前列生徒,后陈女乐,以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扩大影响,寓教于乐。马融在宣扬和教化儒家学说的过程中,孜孜不倦,解惑释疑,讲经布道,那种呕心沥血的执着,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给中华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马融的伟大不但表现在教化广大的庶民百姓,他还是那个时代儒家学说的带头人。来自山东的儒生郑玄,已经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是中原地区已无可问学的才俊,因倾慕马融的渊博学识,束装负笈,西行入秦,不远万里投拜在马融门下,悬梁刺股,经年潜心受教,学识精进,登堂入室,成为颇得马融真学的大弟子。
  学成归乡时,马融欣慰地说,“康成此去,吾道东矣”。郑玄不但把马融的学说带到了中原地区,而且还在注释儒家学说的领域里,博采众家,异中求同,著书立说,集汉代注经之大成,独树一帜地创立了郑学,成为经文注释的大家。
  河北涿州的卢植,世为涿州望族,少年时师从马融,通今古学。在绛帐受学时,虽有美女在台前笙箫丝竹,轻歌曼舞,但卢植始终专心听讲,目不斜视,数年如一日。时人谓:“学之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
  卢植在汉灵帝时被征为博士,进东观补续《汉纪》,曾官至中郎将、尚书。后奉命征讨黄巾之乱。灵帝派宦官监军,卢植性情忠烈耿介,不肯用金钱贿赂宦官,曰:“军粮尚不足,安有余钱奉承天使”,遭到监军的诬陷。后人赞:“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
  卢植秉承马融师风,在精忠报国的同时,仍然不忘培养和提携国家栋才。三国时的北国名将公孙瓒,蜀昭烈帝刘备都是师出卢植门下的弟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儒马融的绛帐传薪,星火燎原后继有人,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史念海先生总结说:“马融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延续中华文化,承前启后最伟大的学者,乃中华文化之泰斗”。
  回首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是汉文化,汉文化的核心文化是儒学文化。中华文明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源头,为什么历史单单选择了儒家文化,这样的选择必然有它的合理性。
  首先必须认识到,儒学的诞生与发展不是凭空而来,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朴素愿望,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脱离不开培育它的土壤。所以它的诞生是反映了广大百姓的普遍追求,孔子的《论语》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汇集和编纂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儒家学说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不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更不是脱离实际的空穴来风。
  儒学的核心价值就是“仁本文化”,这一点在孔子身上就有突出的表现。《论语·乡党》中记载有,“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从朝廷回来,知道马棚失火,首先问,伤到人了吗?不问马匹的损失。马匹在先秦时期,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孔子问人不问马,这就是儒学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仁道”。要知道在孔子那个时代,普通百姓的生命价值是不值一提的,统治阶级视依附于他们的百姓生命如草芥,甚至把他们等同于豢养的家畜那样用来殉葬。知道这样的事实,就可以清楚的说明“不问马”的进步意义。
  儒家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礼制”,孔子在他的著作中再三地提到礼制,“如克己复礼,齐之以礼,我爱其礼,约之以礼”……。需要指出的是,孔子说的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礼节、礼仪、礼貌,而是治国兴邦,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准则。
  “不知礼,无以立也”。这句话说出了礼制的真髓。天下是通过流血杀伐得来的,难道还要靠流血杀伐去治理吗?翻开历史的书页,凡是依靠暴虐统治的政权,都是短命的,例如秦朝就是二世而亡。
  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骄矜自持。重武力,轻《诗》、《书》,对经常在他面前谈论《诗经》和《尚书》的儒者陆贾,挥挥手不耐烦地说:“天下是老子骑马得来的,谈论那些有什么用!”。陆贾,汉初儒生,是帮助刘邦取得政权的谋士,深知治理天下的不易,就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商汤、周武都是以武力夺天下而以文治管理天下,“逆取顺守,”刘邦听后恍然大悟,面带羞愧地对陆贾说:“请你写文章,告诉我秦为什么短命,我为什么能夺天下”。于是陆贾写了十二篇文章,论述了古今存亡之道,刘邦看后赞不绝口,命名为《新语》。由此看来,儒学的兴盛并不是一蹴而就,是有一个认知和实践的漫长过程。虽然汉高祖已经有了推行儒家礼制来治理国家的思想萌芽,但还是经过几代皇帝的摸索、比较、甄选,到汉武帝时才水到渠成地实行了“独尊儒术”的大政方针。
  以礼治国的实质,就是制定一套管理国家的规章制度,在上有“君子之礼”,在下有“臣子之礼”,在家有“孝悌之礼’,上下有分,长幼有序,“约之以礼,”每个阶层都有自己明确的责任和义务,成为一个有序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百姓安居,国家强盛。近代西方有些社会学家在考察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后,都为中国封建社会分分合合,周而复始的超稳定结构而惊叹,究其原因就是与长期以来都是实行以礼治国的制度分不开的。
  除了“仁本思想”与“礼制制度”外,儒学思想的确立还有一个重要的道德基础,那就是“忠义”伦理。孔子在《论语》中有关忠义、忠信、忠诚的语录与对话,俯仰皆是,数不胜数。如“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一点就与崇尚实用主义而轻视伦理道德的法家有天壤之别。
  春秋战国时秦国就是以法家思想立国,片面的强调“法”与“术”,而强调的“法”,是严刑峻法,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禁令去制止,用刑法去约束,不教而诛”,结果就是百姓怯于刑律,千方百计地躲避处罚,只有投机取巧之念,没有羞耻惭愧之心,所以秦朝当时是一个缺失德治的社会。“术’就是只重视方法,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丧失道义,就可以不择手段,秦国张仪为了破坏六国合纵,以相国的身份,不惜对楚国撒下弥天大谎,李斯为阻止民间对朝政的批评,怂恿秦始皇焚书坑儒,没有底线的方法论可以取得暂时的胜利,但这个成绩只是昙花一现的过眼烟云,只能是镜花水月般的虚幻结果。
  秦皇嬴政确实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英雄,但他“只识弯弓射大雕“,热衷于“法”和“术”,迷信弱肉强食的统治方法,缺乏德治的理念,几代人呕心沥血的努力得而复失,二世而亡,“灭秦者非天下也,秦自灭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由此可见,再强盛的国家没有忠信为道德基础,湮灭都是转眼间的事,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这就是造成“秦人自哀”的真正原因。
  如今,历史的步伐已经把我们带入二十一世纪,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初现雏形,但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又摆在面前,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与贫乏苍白的精神生活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古人说:“仓廪足而知礼仪”,就是说温饱之后接踵而来的必须是道德的提升,但现实的回答却令人失望。
  鸦片战争后,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满清政府颟顸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一大批有识之士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忱,痛定思痛,“上下求索。”于是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在全国的开展,东西方的各种思潮纷纷进入,一时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部分浮躁的国人,妄自菲薄,久病乱投医,不管青红皂白的否定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开出来全盘西化的药方,这种脱离文化大背景的做法,无疑是良莠不分,饮鸩止渴,不但没有得到全民族的认同,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思想混乱,使传承有序的道德基础出现了第一条裂痕。
  五·四运动高举的是反帝反封建旗帜,这本身没有错,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反封建是指反对封建制度,摒弃那些把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儒家文化变为僵化的、教条的、腐朽的、禁锢的道学家的理论,而不是毁坏社会道德基础,一时间诋毁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言论和行动甚嚣尘上,破旧却没有立新,好像邯郸学步,抛弃了固有的文化,外来文化又在中国大地上“水土不服,”那些短视激进的做法让他们陷入了两悖的困境。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否定和割裂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把自己的文化视如拱璧,丢失了以儒学为主流文化的五四运动,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大断裂,造成的损失至今都无法弥补。
  那么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真的就像五四运动喊出的那样是“吃人”的旧文化吗?其实不然,“吃人”的是落后的、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而不是“做人”的道德伦理。孔子倡导的“民贵君轻”的仁本思想,“教之以礼”的礼制社会,“言而有信”的忠信理念,这些千百年积淀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支撑中华民族繁衍不息的文化骨骼 ,怎么转眼就成了“十恶不赦,”除之而后快的旧文化呢?那么培育中华民族几千年灿烂文明史的沃土又是什么呢?数典忘祖的愚蠢做法实在是要不得的啊!
  进入二十一世纪,百年前纠缠中国社会的梦魇仍然没有消失,仍然面临着三大危机。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危机,社会腐败造成的政治危机,文化断层造成的精神危机。但真正的危机不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根本危机是精神的危机、价值观的危机和信仰的危机。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经历了五四运动、文革、改革开放,人们自觉和不自觉的抛弃和破坏了本民族固有的文化,曾经最富饶、最强大、最先进、最文明的中国,竟然在文化道德领域里留下了一片空白,造成了思想上的大混乱,社会责任感的大缺失,民族文明的大退化,这真是一件令人喟叹的悲剧啊!
  文化道德的真空,人们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各样沉寂已久的思想残渣得以泛滥、贪婪、暴戾、欺骗、狡诈、冷漠、自私等固有劣根性,就像脱缰的烈马,肆意践踏着民族的良知。街道上跌倒的老人无人伸出手去搀扶,地沟油、苏丹红等屡屡走向餐桌毒害着人们的健康,寡廉鲜耻的笑贫不笑娼,宁可千金一掷沉迷声色犬马,也不肯救助缺衣少食的孤寡妇孺,丑恶现象不一而足。“居庙堂而忧其民,处江湖而忧其君,”千年以来铁肩担道义的士大夫精神荡然无存,扶困救贫,修桥补路的乡绅士贤不见踪影,急公好义,打抱不平的侠士风范剩下的只是传说。诗书传家,淡泊明志的耕读人家杳如黄鹤。面对这样百疾丛生,病入膏肓的社会,人们不禁要问,当今的社会怎么了?中国向何处去?什么才是救世良方?百年疑惑重新摆在了中华民族的面前,等待着回答。
  那么打开病态社会的钥匙到底在哪里呢?怎么去填补道德伦理的真空呢?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能不能实现呢?“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激活和弘扬已被抛弃百年的中华文化,就是最好的答案。环顾我们的四周就不难看出,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都是亚洲国家,都是发展的非常成功的国家,同时也都是处在中华文化圈的国家。这些国家或与中国同宗同文,或与中国一衣带水比邻相望,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文化道德并没有沦丧,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国民安居乐业,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他们都是成功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事实告诉我们成功是可以复制的!答案就在眼前,那就是中华文化(儒家文化)加先进的生产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孜孜求索的道路,这就是无数仁人志士苦苦寻觅的救世良方,这就是谋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唯一答复。
  回顾百年激荡,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荒芜的太久,急需道德文化的雨霖滋润,东风化雨,新时期重铸民族灵魂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仰望星空,坚守中华文明,传播民族文化,任重而道远,恢复一个精神世界被撕裂的社会,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中华民族的崛起不应该只是经济的崛起,更应该是精神的崛起、文化的崛起、道德的崛起、国民素质的崛起。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世界的东方独辟蹊径地发展了人类的文明,对中华文化圈的影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恢复中华文化、发扬中华文化、恪守中华文化,找回丢失的信仰,肩负起民族的复兴,大家应立志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