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学术论文

天下大道

[ 信息发布:马融文化研究会 | 发布时间:2014-06-07 | 浏览:1541 ]
序 言

  东汉经学大师马融在他所著的《忠经》里郑重提出:“忠道”是天下第一要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这位伟大的圣贤以毕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提出的高尚理念。无奈他生不逢时,空有满腔热情,却报国无门,反遭奸臣迫害,以致被世人诟病,留下了千古遗憾。
  但真正的英雄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思想历经岁月的漂洗越发璀璨无比,光芒四射。在他死后的数千年里,他所提出的“忠道”理念被历朝历代推崇备至,造就了一个个繁荣盛世。他的“忠道”思想在其后裔马周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再现。本书依据《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大唐王朝》等历史典籍的记载,收录了马融和马周的相关事迹,作为“忠道”理论的实践读本,以期对治世明道有所裨益!



忠 道 有 痕

  马融,字季长,祖籍陕西右扶风。我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汉代诸多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他博学多才,名重海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精通十一经的大儒,也是“忠”文化的开创者,从他开始,“忠”文化才有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基础。
  公元79年,马融出生在东汉一个皇亲贵族之家。四爷是名将马援,姑姑是明德马皇后,父亲马严是当时的将作大匠,备受皇帝赏识。因此,马融从一出生便笼罩在家族荣耀的光环里,尊贵无比,衣食无忧。但马氏家族并不像一般的贵族之家,让子孙后代依仗先辈的功勋坐享其成,而是发扬其良好的家风,对子孙的教育颇为严苛,并创办了马氏私立学校。马融从小就与家族子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才高貌美,聪慧过人,少年时期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智和见识,以至于私塾先生都教授不了他。父亲马严看出这个儿子不同凡响,于是就给马融另寻名师,让他在当时号称“关西夫子”的终南山隐士挚恂门下学习。在这里马融的聪颖好学更是让挚恂另眼相看,为了心无旁骛的学习,马融又让人在终南山筑起了石室,在里面苦读数年。在挚恂的指导和他个人的努力下,诸子百家样样精通,几年后马融已成为三辅之地有名的才子,同时也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娶了挚恂的女儿当时的才女碧玉为妻。
  汉永初四年(公元110年),马融在当时的大将军邓骘的举荐下,进入东观担任校书郎中,从此开始了他为国尽忠的宦海生涯。
一、心怀社稷,直言进谏
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邓太后临朝听政,主张兴文匽武,全国各地,朝廷上下,纷纷响应,大肆新建学堂、书院,武士弃武从文,兵器收缴入库,练兵场变成了耕地,狩猎场荒废。马融看到这种形势非常担忧,因为当时边疆仍旧动荡不安,兴文匽武的结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不顾诸多亲友的劝阻,坚持上奏《广成颂》,针砭时弊,建议朝廷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文武并举。这直接与邓太后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结果邓太后大怒,马融被定忤逆之罪,遭禁锢东观十年不得升迁(实禁锢六年)。但即便是在禁锢期间,马融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充分利用时间,深入研究各家典籍,遍注群经,正本清源,匡校歧义,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古文经学后来才得以昌明,并盛行于世,被越来越多的儒者所接受和学习,由此奠定了大汉文化的坚实基础。
  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后,将马融召回郎官部门,让他重新担任讲授经典和各类书籍工作。后来又担任了河间王厩长史、许昌令、扶风功曹等职,他每到一处都恪尽职守,颇受百姓的爱戴。公元133年,马融因政绩显著调任武都太守,公元140年,陇西羌族叛乱,朝廷派征西将军马贤和护羌校尉胡畴带兵征讨,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守势,行军缓慢,不敢主动进攻。马融时任武都太守,对边关的敌情非常了解,知道这样下去肯定必败无疑。在这危急关头他直言进谏,慷慨请缨!并呈破敌之法,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之内平定叛乱。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战事果如马融所言,马贤大败战死沙场。
  不久他又二次上疏,指出西部和北部边境兵力不足,西羌和北狄必然会伺机而动,要尽快加强这两个地方的军事力量。他的奏章还没有回音,就发生了陇西羌族反叛、乌桓侵略上郡的事,印证了他对战局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
二、为尽忠道,身不由己
马贤战败后,羌族更加猖狂,边关动荡不安,公元141年春,马融奉旨调回京都担任中郎。马融调回京都之时,正值梁太后之兄、大将军梁冀与太尉李固的矛盾日益激化。李固因天性耿直、直言不讳,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与梁冀的意见不合,而遭到梁冀的嫉恨。在顺帝驾崩之后李固又向梁太后进谏,将不符合要求的一百多名官员全部予以免职,这些被免职的百余名官员对李固恨之入骨,于公元145年共同控告李固,奏章呈上后梁太后没有听从。公元146年,质帝在位,年仅八岁,只因说梁冀是跋扈将军,就被梁冀毒死。质帝死时太尉李固正好在场,李固想追查下毒之人,梁冀担心事情败露,对李固更加深恶痛绝。质帝驾崩后,在拥立皇帝之时李固一派拥立清河王刘蒜,而梁冀一派则拥立蠡吾侯刘志。随后,李、梁两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太尉李固被免职,蠡吾侯刘志最终被梁冀一派拥立为皇帝,即汉桓帝。梁冀因拥立桓帝有功,所得恩宠无人能比。而李固却因为拥立皇帝一事被桓帝厌恶,于是授意梁冀想法除掉李固。马融在朝廷洁身自好,不参与派别之争,不屑与梁冀之流为伍,这让梁冀心里很不爽,于是梁冀便借刀杀人把苗头对准了洁身自好的马融。公元147年末,梁冀暗传桓帝旨意,逼迫马融起草弹劾李固的奏章。“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马融为奉行忠君之道,于万般无奈之中,做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而被世人指责,枉担了一身骂名,其悲剧命运令人唏嘘嗟叹!
三、忠臣被诬,身陷囹圄
李固案之后,马融又被调往南郡担任太守。在去南郡任上,马融特意去拜访了当时的贤士梁不疑。梁不疑是梁冀的弟弟,但他与梁冀的品性截然不同,他为人正直,性情高洁,因喜好儒家经书,乐于接待品学兼优之士,而被梁冀憎恶,并且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因此,马融拜访梁不疑之事很快就被梁冀知道了。又因马融一向看不惯梁冀跋扈嚣张的样子,对梁冀的恶劣品性非常厌恶,政见上与之多有不和,因此就被梁冀怀恨在心。不久,梁冀就暗中指使他的爪牙诬告马融在南郡任职期间,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罢免了马融的官职,把马融投入监狱中,处以髡刑,发配到朔方,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马融不堪屈辱,自杀未遂。后来被赦免回到朝廷,重新在东观著述,此时的马融已到了垂暮之年,奸佞当道,壮志难酬,使他从此了断了居庙堂之上而广济天下的雄心。公元159年,在梁冀一党被诛杀后,马融回到了家乡扶风,开始专心致志的完成他心中最后的愿望。
四、绛帐传薪,教化四方
  马融一生不论身居官场还是身处民间,都在不遗余力的传播汉文化。他讲学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地便广纳生徒,亲坐高堂,呕心沥血,孜孜传经,而且“有教无类”,只要有心向学者均可以参加学习。马融的这一举措,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受到了各地老百姓的大力欢迎,在官邸、在庭院、在集市、在乡村......都留下了马融讲学的身影。
  公元159年,已经80岁高龄的马融告病还乡,回到家乡扶风,设帐讲学,将他毕生所学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后人,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子纷纷慕名前来学习,教学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绛帐传薪”的典故和“传薪草”的故事都是因马融而来。马融所创立的私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学者程允升在其所著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写道:“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更是把马融放在孔子之前,足以见后人对他的尊崇。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二副对联,一副是:“铜柱宣威东汉集勋屡出将相云才,忠经传世西秦开化裁成绛帐冠童”。另一幅是:“绛帐夜晚灯下传薪,东汉大儒没过马融”。通过这两幅对联就可以看出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更能说明他当时设帐讲学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高风亮节,忠道楷模
  马融的一生跌宕起伏,平凡而又伟大,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就像红烛一样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他一生经历了八位皇帝,先后担任过东观校书郎、许昌令、扶风功曹、武都太守、南郡太守等职。当时皇帝多年幼或懦弱无能,无力处理国家政事,结果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局面,官场黑暗。马融在这种形势之下屡屡上书进谏直言,以求为国尽忠,但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救国之愿难以实现,反而屡遭困厄,身陷囹圄。
  他在暮年之时,怀着壮志未酬的满腔遗憾告病还乡,回到家乡扶风,授徒传薪,利用生命中最后的八年时间,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后人。纵观马融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忠道,不求浮华虚名,只求责任担当。公元166年,马融走完了他88岁的人生历程,安然离世。他要求弟子们在他死后不树碑、不立传,只求默默无闻。就像他的一生从来都是视名利如粪土,不求彪炳史册,只求为国尽忠,有益家国,有益后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但真正的英雄,历史是不会遗忘的,翻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点点滴滴的故事便跃入眼目。在他的挚友、他的弟子、他的后裔身上无不折射出他夺目的光芒,他的挚友张衡、许慎、窦章、刘珍、崔瑗等都是当世名杰。他的弟子成千上万,遍布全国各地,弟子里出了很多像大尚书卢植、“经神”郑玄这样名传千秋,堪为士之楷模的杰出人物。再传弟子刘备更是以忠义立世,深得民心,得以三分天下。他的两个女儿才貌俱美,其事迹被记入了《后汉书·列女传》,他的族孙马日磾以才学入仕,官至太傅。他的后裔马周是唐朝有名的宰相,李世民在他的辅佐下,开创了“贞观盛世”。
  从历史上有关马周的记载中,我们发现他的事迹,竟然与他的先祖马融有出人意料的相似之处。但马周比马融幸运,他辅佐的是一位贤明的君王,久旱逢甘霖,明君遇贤臣,所以能施展鸿鹄之志,仕途顺畅,千古流芳。而马融却历经坎坷,壮志难酬,备受冷落,就连《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对他颇有微词。因为马融无人企及的学术成就,寒门士子出身的范晔虽然在《后汉书》中给才高盖世的马融独立做传,但从内心深处,他是不喜欢马融的。马融皇亲贵族的出身,风流倜傥的做派显然为范晔所不齿,以至于《后汉书》里对马融“盖棺定论”的评价明显掺杂了作者太多的个人喜好,这显然是不公正的。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深入研究,我们被马融的高风亮节所震撼,也为他的传奇人生唏嘘不已......
  时隔400多年,马融的直系后裔马周出现了,他一丝不苟的继承了马氏的良好家风,马融的“忠道”理论在马周身上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实践。
六、一脉相传,贤相马周
  马周何许人也?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县人,马融直系后裔。这位唐初大臣,在文学史上排不上号。他的名气,在其传奇性的经历。他生于普通农家,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勤奋好学,广搜博览,以至满腹经纶,尤其精通《诗经》、《左传》,并熟读《忠经》,立志为国尽忠。因生性豪放不合于时,浪迹天涯,后到长安给中郎将常何做门客。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要全体朝臣呈奏治国方略,常何因是武将,就让马周替他撰写奏章,于是马周写了二十多条建议,让他禀奏太宗,奏章呈上后条条都合唐太宗心意。唐太宗对常何的才能感到惊异,询问他,常何回答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是我家客人马周写的。”太宗听后立即要见马周,还没有到时,派人请了四次。马周来后,两人相见恨晚,谈得很愉快,于是就安排马周在门下省供职。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任命马周为监察御史,每次奉命出使都符合唐太宗旨意。由于常何推荐了马周,唐太宗赐给他三百匹绢。
  这年,马周呈递奏疏说:“小臣我每次阅读儒家经典,都从前代圣贤的忠孝事迹中得到启发,我虽然是个平庸的人,但私下仰慕他们的高风亮节,总是合起书本深思,希望达到他们的境界。我因不幸,年幼时就失去了父母,奉养父母的孝心已无法实现,日后可以做的事,只有尽忠而已。因此徒步行程两千里来归附陛下,陛下不因为我愚昧无知,破格优待录用我。我私下前思后想,无法报答陛下的恩情,只有献上微贱的身躯和赤诚的心,供陛下参考。”
我看到大安宫在宫城的西边,住宅宫殿的规模,同皇宫比,还要矮小。我认为东宫太子的住宅在宫城里头,大安宫是太上皇的住宅,却在宫城外边。虽然太上皇有意倡导朴素,存心清静节约,陛下难违太上皇的心愿,珍惜百姓的人力物力;但外国外族使者进京朝见以及天下百姓看到听到这事,总算美中不足,我希望为大安宫建筑城墙,兴修门楼,务必做到宏伟壮观,从而满足全国臣民的心愿,那么您精诚的孝心就显示于天下了。
“我又看到陛下的诏令,于唐历二月二日游幸九成宫。我私下考虑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朝夕侍奉,早晚问安。现在要去的九成宫离京城三百多里,您一动身就是十天的路程,是不可能一个早晚到达的。太上皇一旦思念激动,想立刻见到陛下,那时怎么赶得到呢?再说现在到九成宫去,本来是为了避暑。然而太上皇尚且留在炎热的住房里,但陛下自己跑到凉爽的地方去,想到古人冬天让父母温暖、夏天让父母凉爽的做法,我私下感到不安。不过诏令已经发出,事情已成定局,希望公布速去速回的日程,以便消除人们的疑惑。”
  “我还见到诏书,委任皇族功臣到各地掌握军政大权,子孙后代,继承官职权力,不出大的乱子,就不罢免。我私下揣摩陛下这么做的本意,实在是爱护尊重他们,希望他们子孙后代永保功业,同国家一道福寿绵长。我认为要真正达到您的本意,陛下就得考虑一种让他们安全富贵的措施,而不用世袭官职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像尧、舜这样英明的父亲,还出了朱、均这样不肖的儿子。如果幼小的孩子继承官职,万一骄横或者愚笨,百姓就会遭殃,国家就会受害。中断他的官职吧,他前辈的功业还在;保留他的官职吧,他的罪恶昭彰。与其给活着的黎民百姓留下祸害,宁愿对死去的一位功臣割舍恩情,这个道理太明白了。那么本来是爱护他们的措施,却恰恰成了伤害他们的根源。我认为授予封地,赐给俸禄,一定要有才干品德,按照他能力大小衡量封赐高低,那么即使没有着力庇护,也能避免遭受祸患。从前东汉光武皇帝不让功臣当官,作为保护他们世代安全的措施,是很正确的。请陛下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使得皇族功臣承蒙您的大恩,子孙后代永享福禄。”
“我还听说圣人教化百姓,没有谁不把孝作为根本。所以说:‘讲孝没有什么比尊敬父母更重要,尊敬父母没有什么比祭天时请祖先分享更重要。’又说:‘国家大事,是祭祀和战争。’孔子也说:‘我不同意祭祀如同不祭祀的说法。’这说明圣人对祭祀何等重视。我回忆陛下登位以来,宗庙的祭祀活动,还不曾亲自举行过。私下推测您的想法,大概是御驾外出,人力经费需要太多,所以克制孝心,以减轻百姓负担。这就造成一代史籍,没有皇帝到宗庙祭祀的记载,准备怎么为子孙着想,给后世垂范?我明白大孝不在祭祀本身,但圣贤的师长,本来就要违心顺应时尚,请圣上的慈心体察我的诚意。”
  “我还听说造成美好风尚的办法,在于寻求德能兼备的人才,审慎地任用官吏;治理朝政的根本,在于表彰清正廉洁,惩治贪污腐化。孔子说:‘只有声望和地位,不能借用。’这是说谨慎用人至关重要。我看王长通、白明达出身乐师,是地位低微的杂职官吏,韦般木提、斛斯正就更没有别的本领,只懂养马驯马。即使技艺出类拔萃,可以选用,宁可多多赏赐财物,让他发财;怎能排进文士行列,越级授予高等爵位。这就使得文武百官朝拜、外国使者觐见时,马倌艺人腰间系着玉佩,脚下拖着鞋子,跟德高望重的朝廷大臣并肩站立,同席吃饭,我心里觉得受了侮辱。不过早已做了任命,即使不便补救,我认为应当不把他们放在朝臣里头,而安排到士兵里去。”太宗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不久授予他侍御史头衔,担任朝散大夫职务。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又呈奏疏说:“我一一思考了以往各个朝代,从夏朝、商朝到汉朝占有天下,传承王位,长的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因为多积功德,广施恩惠,大得人心。难道没有昏君,靠着先哲辅佐才幸免亡国。从曹魏、晋朝以来,直到北周、隋朝,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灭亡了。实在是由于创业的君主,没有致力于广施恩惠教化,当时只能保住自己的帝位,没有多的恩德使后辈怀念。因此,继位的国君法纪教化就逐渐衰微,一个老百姓大喊一声,国家就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虽然凭着武功平定了天下,但是积累恩德的时间太短,本应设法尊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略,广施恩德教化,使得恩惠多余出来,作为子孙万代立国的根基,怎能只想刑赏教化不出差错,以便保住当今的政权就行了呢?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虽然按照民情实施教化,根据时势有宽有严,但是最为重要的只有对自己节约朴素,对百姓施恩布德这两条是当务之急。那么他的万民百姓就会像喜爱日月一样爱戴他,像敬畏雷霆一样敬重他,这就是国运久长不出祸患的保障。”
“如今百姓刚刚经过死丧祸乱,劳力只有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无偿供官府差使的劳役,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哥哥才走弟弟又来,头尾不断,路远的来去五六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一点休息时间。陛下虽然不时下诏命令削减,但有关方面的工程不愿停止,自然需要人力,白白地发了诏令,征用劳役依然如故。我多次调查,近四五年来,百姓很有意见,认为陛下不保全抚养他们。古代唐尧茅草屋顶,泥土台阶,夏禹穿粗布衣裳,吃粗劣饭菜,我知道如今不能照搬。西汉文帝舍不得耗费一百金,停止了露台工程,把装书的布缝在一起当宫殿的帷幔,他宠爱的慎夫人不穿过长的裙子。后来景帝认为织绣花纹的红色绶带太费女工的时间,特发诏令取消,因此百姓安居乐业。后来武帝虽然极端奢侈,但是靠着文帝、景帝留下的恩德,因此民心没有动荡。假如高祖刚刚开创西汉基业,紧接着就是武帝大加挥霍,国家一定不能保全。这些距离今天比较近,事情的始末很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制造进贡的器物和各王侯、妃嫔、公主的衣裳装饰,舆论都不认为俭朴。”
   “我听说前辈天未亮时就起床工作,后辈还会懒惰懈怠;按照人情事理制定法律,它的不足还会酿成祸患。陛下年轻时生活在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隋朝的成功与失败,都亲眼看到,尚且这样不知体恤民情。皇太子在深宫出生长大,没有经历民间生活,到您万岁之后怎么办?本来是您应当担心的。我探讨古往今来的史实发现,只要百姓怨恨背叛,聚集起来闹事,国家没有不很快灭亡的,国君即使想改过悔罪,还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是想抓好刑赏教化,应该在可以抓好的时候抓好,如果等到事变发生再后悔,就无益了。所以国君往往看到前一个朝代的灭亡,就知道灭亡的原由是刑赏教化没有抓好,却都不明白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失误。因此商纣王耻笑夏桀的灭亡,而周幽王、周厉王也耻笑商纣王的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耻笑北齐、西魏的亡国。我们今天看待隋炀帝,也像隋炀帝看待北齐、西魏。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担心后人看待我们,也像我们看待古人。’这话不能不引以为诫。”
  “上十年前的贞观初年,全国上下厉行节俭,一匹绢才换一斗米,但天下平安。百姓知道陛下很爱惜他们,所以人人安心,都无怨言。从贞观五六年以后,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多石粟,但百姓都认为陛下不关心他们,全有怨言。还由于眼下经营兴办的工程,很多是不必急于去办的事。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财物积蓄的多少,只在百姓的欢乐与痛苦。暂且用近年的事实来验证这个道理,隋朝洛口仓积贮的粮食,被李密使用;洛阳积贮的布帛,被王世充占有;长安仓库积贮的财物武器,也成了我朝的财产,至今还没用完。假使洛口、洛阳没有积贮粮食衣料,那么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集那么多兵众。不过积贮财物本来是治理国家的正常事情,但应该在百姓有了余钱剩米之后才能收纳,怎能在百姓困乏忧愁的时候强行收敛,反而资助了敌人,积贮再多也无益处。然而节俭以便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贞观初年,陛下曾经亲自实行过,所以现在实行是不难的。一旦实行这个政策,那么全国百姓都知道后,就会载歌载舞欢庆了。如果百姓已很困乏后还不停地征用,一旦国内遭受水旱灾害,边境发生外敌入侵,狂妄狡诈之徒乘机暗中发难,就会出现不可预测的祸患,不只是您自己勤理朝政就能完事的。古话说:‘打动人心要用行动不用宣言,顺应天意要用真诚不用形式。’凭着陛下的圣明,实在是想振奋精神理好朝政,不必麻烦采用远古的方略,只是恢复到贞观初年的样子,国家人民就幸运得很。当年贾谊告诉汉文帝应该放声痛哭深长叹息的话,说的是当韩信在楚称王、彭越在梁称王、英布在淮南称王时,假使文帝登了皇位,一定不会天下太平。还说的是文帝当时靠着儿子们年纪还小,又有辅导老师约束才暂时无事,一旦他们长大,必然会出乱子。以后各代,人们都认为贾谊的说法是对的。”
  “我私下观察曾经帮助陛下平定天下的各位武将功臣,他们都按既定规章依靠薪俸生活,为朝廷效命,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难以驾驭。各位皇子年龄都小,长大之后,只要陛下在位,不会产生非份企图。但是对于您万岁之后的事情,不能不担心。打从汉朝、晋朝以来,搞乱天下的,哪次不是王侯?都是由于安排失当,又不预先制约,因此走向灭亡。国君明明知道这种情况,但是沉迷于一己私情,所以不能吸取历史教训。如今国内百姓很少,王侯很多,给予的恩惠待遇,有的过于丰厚,我的忧虑,不只是担心他们依仗皇上宠爱而骄傲自负。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后来魏文帝登位,就把陈思王软禁起来派人防守,如同对待囚犯。因为武帝对他的恩惠太多,所以文帝怀疑,担心他篡位。这就是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害了陈思王。再说帝王的子弟何愁不能富贵,他靠着朝廷给养,封给他收纳租税的户数又不少,穿好吃好之外,还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呢?却每年额外赏赐丰厚的财物,完全没个限度。俗话说:‘贫穷不必仿效节俭,富裕不应学习奢华。’是说要顺其自然。如今皇上开创基业,怎能只顾安顿现在的子弟,应该制定长治久安的法规,让千秋万代遵奉执行。”
  又写道:“一国之君,应把百姓作为根本。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就靠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吏。县令很多,不可能全都有德有才,如果每个州有一位好刺史,全州百姓就能休养生息,各州刺史全都符合皇上心意,那么陛下在朝廷无为而治,百姓就会安宁。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人担任,打算提为宰相的人,必须先派往州郡任职考核,或者从郡守、知府中调进。如今朝廷只是注重任免朝臣,对选拔县令、刺史很不重视。州郡刺史多半是武将功臣充任,有的是当京官不称职,才派往地方。那些折冲、果毅一类的将官当中,体质好的先调进朝廷任中郎将,差些的才委任为州官。边远地区,在用人方面更加随意,其中以才能但任职务,凭道德品行被举荐提拔的,不到十分之一。百姓还不安宁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上奏之后,太宗称赞了很长时间。
  在这之前,京城各条街道,每到清晨初夜,都派人喊话提醒居民防火防盗。马周奏请太宗在各条街道安上大鼓,到时敲鼓提醒居民,不用喊话的办法,人们感到简便,太宗给予他加倍的奖赏。不久任命他为给事中,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改任中书舍人。马周机警能辩,善于陈事进言,很会发现问题,一说就准。太宗曾说:“我对马周,一会儿不见就想念他。”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他亲近的人说:“我多次亲见马君论事辩理,他引经据典,以古证今,抓住要领,避开枝蔓,字句精练,道理确切,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听来文理并茂,令人忘掉疲倦。战国的苏秦、张仪,西汉的终军、贾谊,应该正是这个样子。不过他像鸢鸟两肩高耸,像火焰满面通红,飞升一定很快,恐怕不会长寿。”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马周调任治书侍御史,兼任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晋王立为皇太子时,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宰相),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提升为中书令,仍旧兼任太子右庶子。马周身兼皇宫、东宫两处职务后,处理政务精细周密,获得了人们的赞扬。太宗亲征高丽,皇太子在定州担任监军,命令马周和高士廉、刘洎留下辅佐皇太子。太宗回京后,马周以中书令的身份代理吏部尚书。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任银青光禄大夫。
  马周患了糖尿病,整整一年不见好转。当时太宗游幸翠微宫,命令寻找风景秀丽的地方,为马周修建宅第。前去诊病探望的名医中使,络绎不绝,太宗常常命令送御膳给他,亲自为他调药,皇太子亲自前去探望。马周临去世前,要回他的一大帙书函陈事表章,亲手烧掉,感慨地说:“管仲、晏婴披露国君的过失,追求死后留名后世,我不愿这样做。”一代贤相之无私心胸,昭然若现。
  马周在贞观年间辅佐唐太宗积极建言献策,在一定程度上为“贞观之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新旧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太详细,但马周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难以磨灭。他以自己卓越的治国之才,协助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李世民为表彰马周对大唐的杰出贡献,曾亲笔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如此高的评价,在名臣云集的唐朝初年也属少见。
七、贞观之治,凸显忠良
  贞观之治是继汉朝文景之治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贞观初年,登基伊始,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对大家说:“隋炀帝很聪明,但他拒谏塞听,文过饰非,手下的臣下也明哲保身,三缄其口,可结果却是,自己身败国灭,大臣也如云飞星散,家破人亡,这就是惨痛的教训啊!” 唐太宗仪表威严,面容严肃,臣子觐见时大都战战兢兢,他就尽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使大家知无不言,敢于说话。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得人之要,惟在纳谏”。马周进谏说:“节俭治国,力戒奢侈,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在他即位后,还住在隋朝留下的旧宫殿里,在贞观初年并没有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到南山巡游,车马仪仗都准备好了,但他看到兴师动众需要这么多人,害怕大臣事后进谏,就打消念头不去了。
  马周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家兴衰的权衡标准,他说:“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于是唐太宗就取消了隋朝的横征暴敛,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贞观五年,皇太子举行加冕大礼,征调各地府兵做仪仗队,唐太宗认为当时正是农忙季节,举行大典要影响农事,便下诏推到秋天农闲时举行。
  为了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唐太宗曾一次下诏释放宫女3000人,并精简政府机构,合并和取消了国内许多州县,中央各官府从7000多人,减少到600多人,同时严令禁止厚葬。为了给臣下做出榜样,他在安排自己陵寝时,“以山为陵,容棺而已”,他死后就安葬在礼泉的九嵕山上。
  由于唐太宗实行了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社会经济在贞观年间得到了空前回升,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全国连续出现农业大丰收,粮食价格下跌,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记载在贞观中期,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派升平景象。
  唐太宗采用了马周藏富于民的建议,百姓不再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使贞观年间的社会治安明显好于前代,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29人。贞观六年,全国被判死罪的有390人,官吏报告到唐太宗那里,他看到后起了恻隐之心,下令全部释放回家,相约第二年再回京师服刑。第二年秋天,全部犯人按时报到,没有一人逃脱,唐太宗下令赦免了他们的罪状,真正实现了马融所说的“明国法以至于无刑”。
  在国力空前强大的唐朝,唐太宗派兵征服了威胁唐朝领土的东、西突厥,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复了阴山至漠北的广大地区,使得唐王朝在当时边境地区各族中的威信大增,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上天派下来的最高首领。
  贞观时期,大唐王朝与世界各地的交往空前活跃,许多国家的使者、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来唐朝访问学习,把中土的先进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唐太宗对这些国家采取了极为开放和友好的态度,并允许他们长期在中国居住,还可以与中国人通婚,唐朝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会。
  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纸张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销往波斯等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力更大了。在贞观五年,日本派遣了历史上第一批遣唐使,来唐朝学习,以后这种单方面的输出与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在贞观十九年,日本发生了“大化革新”,全面地吸收和复制唐朝的文化、政治、官制、田亩制、府兵制和刑法,得益匪浅,大大地加快了日本国的历史进程。
  太平盛世的唐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固然与唐太宗勇于纳谏,抚恤民情的素养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知人善任,启用贤良,重用了马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大批忠臣谋士,才开出了辉煌灿烂的贞观之花。
  马周被唐太宗倚重,唐王朝的马周生逢明主何其幸也!正如马融在《忠经》里写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天妒英才,不假与年”,马周壮年早逝。他死后备至哀荣,葬在了九嵕山唐太宗的昭陵墓地,与辅佐唐太宗的名臣良将们,永远伴随着一代明君李世民。
八、伟人评价,光耀千秋
  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从作用上说,“上书”大多关乎朝野矛盾、时政得失,是直接针对问题而提出的政策建言。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可以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从特点上说,自古明君贤臣,遭遇甚难,直言进谏的“上书”是君臣关系良性互动的产物,但关键在于君主一方,只有君主从谏如流,臣下才会做到披肝沥胆。鉴于此,毛泽东多次援引刘邦、李世民虚心纳谏而成就大业的事实,要求领导干部要倾听下属和群众的呼声。尽管从谏与民主有重大差别,但毛泽东认为,民主作风的养成首先要从虚心听取意见开始。
  在《毛泽东点评历代王朝》一书中,马融后裔唐太宗时的宰相马周的才德,堪与姜太公、贾谊、苏轼相媲美。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曾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其中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谊《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历代仰作文坛北斗的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这还不算,针对《马周传》所谓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由奴隶而成为商朝宰辅的,吕望即协助周武王灭纣的那位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马周超逾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可以想到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无论是马周的传奇经历,还是他的文学写作,都不是毛泽东的兴奋点。眼光敏锐,思想领先,政治着眼,才是毛泽东所看重的。对社会现状和现实政治的深刻悟性,令马周的文章远逾一般书生气十足的应试策论,而臻“第一奇文”!毛泽东赞赏的是出身卑贱的马周深谙社会病症,且能准确地提供矫正之道。矫正之道,即治国之道。不制止上层骄奢淫逸,底层困顿愁苦的社会趋势,何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往事越千年,但在毛泽东眼里,马周在奏折中归纳出的这些治国原则不会过时。古今中外有各自的特殊社会规律,然而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普遍运作规律。西汉贾谊,所作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之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能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足见马周论时政奏折的非同凡响。我们不妨看看这“第一奇文”究竟奇在哪里? 马周的时政奏折着重提出了以下四方面的谏言: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历陈尧、禹及西汉文景二帝节俭之事例,抨击当时朝中滋长的奢靡风气。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对当政者“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百姓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的说:“陛下少出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其二,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举例说隋朝虽然积蓄了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但这些最终却成为帮助^造**者的财物。而今老百姓本无多少积蓄,我们还在强敛暴征,百姓颇有怨言,认为是朝廷不忧民怜民。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遭遇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侩强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寝所能应付的了。
  其三,提醒唐太宗汲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对诸王与功臣的分封应该得当,不可“溺于私爱,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宠而骄,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嫉恨。他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

  其四,劝谏唐太宗要重视刺史、县令这些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刺史又多用武人,或者是因为任京官不称职而外放做刺史、县令。至于边远地区,刺史、县令的任用更是随意,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结 语
  马周的谏言可谓居安思危,切中时弊,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本是出身微寒的一介布衣,却能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高度赏识,辅佐圣君,成就一代伟业。并在一千多年后,又得到伟人毛泽东的至高评价,不是因为他有超群的才能,而是由于他品行高尚、忠直,一心为国,毫无私念。从以上史实来看“忠道”堪称“为人、处事、治国”的第一要道!
  改革开放促成中华盛世,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济迅捷发展中仍有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以史为鉴,重拾《忠经》,古为今用,一定会对解决当今社会困局起到重大的作用!
   

马融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