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贤人达士心胸中常萦绕着一团气冲霄汉的浩然正气，“居庙堂而忧江湖，处江湖而忧庙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敢担当、重责任、勇奉献、有尊严的精神历代被称为士大夫精神，这种几千年来从不间断，精心呵护，世代传承，推崇备至的风骨节操，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贵族精神。
东汉时代的马融，世代官宦，其先祖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到了东汉时期，马氏家族出相入将，高官国戚层出不穷，东汉初期有伏波将军马援，东汉明帝时的马皇后，马融之父马严曾拜将军长史，御史中丞，太中大夫，后迁将作大匠，马融就出生在这样非贵即富的官宦之家。
但是富豪与高贵是不一样的，富足是指物质层面，高贵是指精神层面，因此出身豪门的弟子如果没有良好的家风熏陶，缺少跌宕起伏的人生磨砺，而是沉迷在挥金如土，颐指气使，声色犬马的纨绔奢侈中，并不能顺理成章的成为真正的贵族，也就不具备荣誉、尊严、责任、忧患、勇气、自律、敬畏、担当、奉献等为代表的贵族精神。
高贵的出身不是天然就具有高贵的精神，马融虽然出身高贵，但他知道没有深厚的学识就无法担当起远大的精神追求。少年时的马融，没有因为出身富贵和禀赋聪慧而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是面壁经年，师从当时的通儒挚恂虚心求教。可以说从那时起，他就为自己以后杰出的学术贡献和高洁的贵族精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成后的马融，因为厌恶外戚宦官霸恃朝政，为了抗争黑暗昏聩的朝廷，不与“鄙污的肉食者”同流合污，他怀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出世思想，四方游历，去躲避现实，去寻觅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混乱腐败的朝政下，何处是他所希望的净土呢？他所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哀鸿遍地，道馑相望，民不聊生。在他游历的凉州、武都、汉阳，所目睹的是边事頽圮，诸羌飚起，兵燹连天，杀伐盈野。他抛弃了先前的出世思想，原来的一切——都被自身强烈的责任感彻底粉碎了。
马融想到，以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才学，去选择不负责任的逃避，就好比是“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他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和贵族气质，不容他选择独善其身的逃避，他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处江湖而忧庙堂”的士大夫精神表露无疑，在独身自好和责任义务之间，马融做了正确的抉择。
永初四年，马融出仕，以学识官拜校书郎中，但是此时的“庙堂”不是他理想中的净地，同样充满了正义与谬误的激烈斗争，更不是他施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地方。当时的汉安帝年幼孱弱，邓太后掌权，朝廷的一切都把握在邓骘兄弟的手中。一帮浅薄孤陋的儒生为了邀功讨好邓氏，粉饰天下太平，上书朝廷说“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停止习武练兵，不行战阵之法”，“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样荒谬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竟然得到了主政者的认可。
是明哲保身的三缄其口，还是毫无原则的随声附和，这是对贵族出身的马融勇气和担当精神的考验。面对关系百姓社稷安危的大事，他没有选择退缩和躲避，明知前途难料，但还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义无反顾，不吐不快。他说“狡贼蜂起，均源于国家无武备，文武之道，圣贤所为，哪里能偏废不用呢”？可是他只是朝廷的校书郎中，人微而言轻，但他有“位卑不敢忘国忧”的担当，仗义执言，毫无隐晦，奋笔直书，写了《广成颂》直达朝廷。
《广成颂》以汉赋铺张华丽的文学形式，描写了声势浩大，场面雄伟，旌旗迎风，铁骑驰骋的皇家狩猎场面，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讽谏朝廷偃武兴文的错误政策。马融在文章中写道，“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敢于和炙手可热的外戚对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时代，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颂奏，逆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
马融以待罪之身禁锢东观，无情的打击并没有使他放荡形骸，从此消沉下去，他没有申辩，没有悔恨，更没有阿谀钻营，高尚的贵族精神促使他重新定位了自己的人生坐标，利用东观丰富的皇家藏书，开始攀登自己学业的新高峰。他拜在著名史学家班昭门下，悉心学习历史知识，他与同在东观的许慎、张衡、刘珍、蔡伦等一代俊彦，谈古论今，切磋学业，“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十年的东观禁锢，不仅没有屈服马融的精神追求，反而使他愈挫愈勇。“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时间没有白白的虚度，马融在东观焚膏继晷，殚精竭虑，博采众家，集腋成裘，笔耕不辍，遍注群经，终成一代儒学大家。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坚持理想，宠辱不惊，这正是贵族精神所追求的境界啊！
东汉末期，朝政腐朽黑暗到了极点，横征暴敛，卖官鬻爵已经是司空见惯，不但国内民怨鼎沸，而且边境的西羌也伺机叛乱。马融这时正担任武都太守，（东汉时治所在今天甘肃成县）面对形势险恶的危乱局势，马融一方面团结当地的乡绅富户出粮草安抚逃难的百姓，安定民心。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征西将军马贤，护羌校尉胡畴派兵征讨。当马融看到军事进攻毫无进展，并预料到可能失败，就上书朝廷说，“诸羌反复骚扰，劫掠财物，危害百姓，当务之急是趁诸羌尚未联合的时候，尽快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人却处处滞留不前，坐失战机”。并说，“羌人熟悉地理，百里望尘，千里听声，见大军来则逃匿避回，趁我之漏洞，潜出于我军后，冠掠三辅之地，必为危害百姓之大害”。
马融面对强敌压境，不但正确的分析了局势，还慷慨请缨，他说，“臣自幼习学六艺，但未经过战阵之事，今斗胆陈言，领兵破羌，必然使人以为臣大言不惭，欺君罔上”。马融为了说服朝廷，打消对他的顾虑，还举了春秋战国时平原君豢养的门客毛遂自荐，出兵救赵的故事。
对于马融的请缨，朝廷没有采纳，果然不久马贤兵败，武都地方糜烂，百姓流离。马融又继续上书说，“彗星出现于参、毕（古代星座名称），乃并州之地，西戎北狄恐怕都要起兵，两边都应加以防备”。果然不久陇西羌人反，乌桓亦侵扰上郡（今陕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这些都被马融说中了。
马融是一介书生，他自己也说，“臣自幼习学六艺，未经战阵之事”，可见他不谙军事，领兵征战不是专长。但他胆敢请朝廷派遣“五千不用之兵，尽力加以训练，激励士气，作战时坚守不退，身先士卒，三十天之内，必能克敌制胜”。马融在国有危难时，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悲壮情怀，不禁让人联想起了南宋时代的抗虏精英夏完淳、史可法、文天祥，和背负着小皇帝蹈海殉国的陆秀夫等忠臣贤士身上显现的贵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贵族精神，他们那种“轻生死，重然诺”的侠义追求，与东汉马融是一脉相承的。
汉顺帝时马融在朝廷做中郎，这时的朝廷由跋扈将军梁冀左右，马融羞于依附奸佞的梁冀而飞黄腾达，有一次他去拜访贤士梁不疑，路过梁冀门口而不入，随行的人告诉马融说，梁冀在朝廷权势熏天，最好去敷衍一下，马融听到后嘿然不语，最终没有登门拜见梁冀。这件事传到梁冀那里，引起了梁冀的妒恨，在马融任南郡太守后，就借口污奏马融贪腐，马融被投入狱中，带着枷锁，剃掉了头发，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朔方。在狱中，马融不惜以自戕来表明自己的清白。坚守节操，珍惜荣誉，不与奸佞者同流合污，这也是马融处世为人的道德底线。
像马融这样在官场上跌宕起伏，屡屡受挫的人，在耋耄之年回到了家乡。马氏为扶风郡当地的世族大姓，土地阡陌，奴仆成群，他“怀抱利器，郁郁适此土”，可以说看尽了世间的炎凉。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种选择，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此参透人生，去过一种寄意山水，隐居遁世，闲云野鹤，“天子呼来不上船”的闲淡生活。或者过一种依红偎翠，“五花马，千金裘”，“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奢靡生活。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些都不是马融的选择，在诸多的选择中，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难、最艰辛，同时也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归宿，这就是名传千古的“绛帐传薪”。
天上的星斗在消亡时都会发生大爆炸，发出耀眼的光芒，马融就如天空中的星宿，在他生命行将就木的时刻，反而爆发出一生中最震撼最璀璨的光芒。马融东观苦读，师从大家，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古文经学因他而兴，他不肯就此萎靡沉沦，历史的责任感使他立志要做一个文化的播种者，把平生所学，像春天的种子播种在华夏大地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像火焰似的在胸中燃燃不熄。
年迈的马融，在自己的家乡，筑高台，设绛帐，倾其所学，教养诸生。从学者常达千人，门下有高徒郑玄、卢植等人。马融不但关注精英教育，更做出了石破天惊的开创，那就是教化百姓大众，他在家乡秦直道的集市上，升高堂，陈女乐，设粥棚，讲学布道。现在兴平县的汤坊镇，就是为了方便周围百姓前来听讲，施粥舍饭流传下来的历史遗迹。
有人把马融绛帐传薪的行为，比作历史上第二个孔子，东汉马融确实与春秋时代的孔圣人有几处相同，比如都是出身贵族的弟子，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是一生仕途不畅，命运多舛，都是几 经磨难，心存大志，不改初衷，都是彪炳千古，桃李芬芳，受人万世敬仰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但孔子一生的学生只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而马融不但有追随者千人，更为让人敬佩的是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化黎民百姓，可以说凡是聆听马融讲学的人，都是马融的学生。从这一点来说，马融的杰出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绝无仅有，就是比孔子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种说法有极大的局限性，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从历史角度回顾，任何朝代的变更和兴衰，都是由少数人和一大批精英开始的，他们是时代的带领者，他们是社会的支撑和骨骼，而所谓“人民”不过是一大批随大流者，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从根本上说百姓都是观望者和被动者，宋朝的诗人写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正是这种无奈的写照？难道广大黔首有选择朝代和统治者的权利么？
中国的历史潮流，就是由一大批像马融这样有社会责任感，有奉献精神，有追求的人在担当，在朝廷他们是贤臣良相，在江湖他们是乡绅忠良。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他们是道义的砥柱，他们更是带领大众走在时代前列的人。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英国，英国是一个有着悠久贵族传统的古老国家，在战争中军官的阵亡比例远远高于士兵的比例，这是因为军官往往都是冲锋在前，都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而担任军官的人往往都是贵族子弟或者具有贵族精神的人。在近代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中，又是一次贵族精神的闪耀，在所有妇孺没有得救前，没有一个男人登上救生船，尽管在他们中间有富可敌国的豪门富翁，也有不名一文的普通旅客，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在精神境界，在对生命的敬畏，对个人荣誉的珍惜是平等的，那些高贵有教养有贵族气质的人，就是大家效仿的榜样。
在中国古代，国家的管理仅限于县治，县以下的广大地区，治理是依靠乡绅和宗族，乡绅都是由当地急公好义，扶贫救困，识文断字，德高望重的人担任。而宗族治理更是严格，当宗族出现不肖子孙，族长在祠堂祭祖时都会痛心疾首地说“愧对祖宗”，这在过去是一句分量很重，很厉害的话。乡绅和宗族的统治，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延续，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就是依靠这些默默无闻的力量在维系，可惜的是在近代这种维系几经中断，难以为继，这正是现在社会道德塌陷的根源。
今天我们重提马融，重提马融的贵族精神，重提对社会的担当、责任、奉献，不是鼓吹回到“无论魏晋”的过去，而是去芜存菁，继承其中积极的含义，这对个人和社会都将是莫大的裨益，也是针砭时弊的一帖良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