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的时政氛围中，如火如荼的国学热和马融《忠经》意义在今日所体现的价值，越来越引起国人的青睐。然近日偶读署名王玉德《论<忠经>的成书年代及与<孝经>之异同》和署名邓骏捷《忠经简说》的两篇文章。（以下简称王邓二文）读后如鲠在咽，故于饭饱茶余写《马融<忠经>真伪议》，一吐为快。
一、对马融《忠经》的我见
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过渡的历史。任何历史人物和事物都是在必然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他们通过认识掌握自由运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为人类输送福音。
在人类奴隶社会阶段向封建阶段的转型期，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戏剧性的降生了孔子和苏格拉底两位重量级的世界哲人和伟人。他们都以超越的智慧和牺牲精神为人类贡献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包括公元一世纪的耶稣，在上十字架的前夜，用给出卖自己的犹大洗脚的爱心，构筑了人间真爱的桥梁。苏格拉底以推演雄辩的哲学说教而被送上了绞架，然他的弟子柏拉图却以祭文式的诚真语言向世界广大了他的哲学思想。中国的孔子，相对之下算幸运的。孔子虽然惶惶如丧家之犬，他然以超越的智慧而寿终正寝，于乱世为人类留下了仁爱说教。
我国的东汉中末期，由于经学逐渐衰弱，致外戚宦官专权，社会人心浮动，背信弃义，寡廉鲜耻，谋权篡位。致天下纷争，人民苦难。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需要马融这样的人才，社会急需一部治乱教民的《忠经》类的法宝。马融这时应用而生。他幼年筑石室苦读后进东观校典著述，以颖达的天性，通博的知识，遍注儒家著经。他一生仕途不畅，几经冒犯获罪。然他对东汉王朝却忠心耿耿，面对东汉王朝潜伏的分崩离析的时局他倾注心血，著下了治国教民的思想文化遗产《忠经》。他的再传弟子刘备深精《忠经》，由一位卖草履的平民成为继续汉家基业的君主。他的义弟关羽被后世敬为“忠义千秋”的楷模，付玉皇、武财神。中国有句哲语叫“仁者寿”，马融八十八岁的高龄，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幸运，马融在暮年，面对东汉官家经学的废弃，绛帐传薪，创办了至今不衰的私学教育，提倡男女贫贱不分的有教无类，使中华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教育薪火相传。然马融却以达生任性，不拘儒家之格的性格，决定了他生前生后的命运。将他自己推向诟病的染缸，为历史所冷落。
由于马融淡泊名利，故他留下的著作极少。但我们仅存他留下来的《广成颂》、《笛赋》、《围棋赋》的写作风格与《忠经》的写作风格相比，就明确看出同出一轨。联及“文如其人”这句真言，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出自一人手笔。“赋者，古诗之流也”（班固），马融所写三赋，以四言古诗为主的形式，用浪漫旷达、淋漓细腻、行云流水的笔法；应运地老天荒、日月运行、奇峰跌宕、迅雷速雨、渊深海阔、花草鱼虫、珍禽异兽、古董珍玩、美馔佳肴的通博知识；采今贤古圣、引典据经、进行厚德载物、仁爱孝悌的人文说教；用达生任性、忠诚耿直、无私无畏表现他博大的襟怀。他描绘了笛子抑扬顿挫、婉转悠扬的优美旋律及笛子史话，给人以美的享受。他展现雄伟壮观、天摇地动、鬼哭神号的狩猎场景及废除武功的不可取，抒发他对国家的耿耿忠心。描述围棋取法于用兵之道，用社会形态形容了围棋的运作过程。专著凝神，进退韬略的整套棋艺。给人以休闲洒脱的情趣。马融的《忠经》虽是一部思想述论文献，但它从文字结构上却如三赋一样，用优美的语辞、排比的句式，使文辞流畅、练达，朗朗上口，如读词赋。在表现手法上也同三赋一样使文章达到跌宕起伏，说理入微，透彻人心。更明显的一个特点，也是引经据典，古圣今贤，以圣德、以天地自然规律的永恒，引喻“忠”的实在性和实施“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赋和《忠经》共同显示出马融的高品人性。如《广成颂》马融忠直耿耿、无私无畏的指出邓太后“昏昧不知日月，聋昏不知雷霆之震”，放弃武功的危国弊病。在《忠经》中马融同样大胆直言指出要践行忠道，只有“惟君以圣德监于万邦”，也就是君无德就难以实现四方安定。大臣、重臣要“奉君忘身，正色直辩，临死节而矣”。与三赋表现了出自一人之心而已。故笔者认为，《忠经》出自马融之手毋庸置疑。
二、对王邓二文的辨析
王邓二文以避讳之说而论《忠经》为唐人所做。理由为：
1、举清人丁晏《尚书余论<马融忠经>引古文尚书非马季长》，举马融《忠经》中常用“人”不用“民”，常用“理”不用“治”是避李世民和李治之讳。在广止理章中，不避刘邦之讳而用“邦国安泰”，且言汉时无有“邦国”一词。笔者认为，古时所谓避讳，连及如对诔文定下的三不诔（溺、缢、毒）是一种陋俗，实则是统治者愚化民众的阴谋，在历史上识破这种阴谋的往往大有人在。西汉时期的政治文学家贾谊所写的祭屈原的诔文就冲破陋俗三不诔的樊笼，成为古今祭文的桂首。唐代一代儒家宗师韩愈的避讳说一文中，为一位因名叫士的人，因避讳之说未取进士辩解说，名为士，就不能取士，若父名为仁，其子则不能为人乎？丁晏举证《忠经》中的避讳之说，本身就矛盾百出。众所周知的中国古代典型的避讳事例当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这个州官只因他名登与灯谐音之忌，而背下了万古恶名。按此马融《忠经》中如天地“神明章”的“明”字出现了多次，不知这位丁晏大儒如何辩解？大明宫何以“明”字雄峙于世。况且马融《忠经》中的“人”为“民”是一般具有人文思想者的一般用意。“人”字和“民”字本来就有着不同的概念。丁晏说《忠经》为避李治之讳，把“治”改为“理”，笔者认为这个“理”字用的恰到好处。如果就本句用上治字，一则拗口，二则有悖时论。“国一则万人治”，成千上万的人要来治理国家，皇上会答应吗？显然不妥。所谓不避刘邦之“邦”字而用“邦国”，且说汉时书籍无邦国之词，我们用韩愈的话来说“皇上名邦，然汉则无国邦之谓乎？”至于“邦国”一词，汉时其他书籍无有，对于通儒文学家马融来说，笔下出现一个新词汇，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
2、王邓二文引用清《四库全书总目》中《随志》、《唐志》皆未录著马融《忠经》，其最早出现于《宋史·艺文志》，又引用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言《宋志》有儒家《忠经》，小说家海鹏《忠经》、《通志·艺文略》著子类儒术有《忠经》一卷，说海鹏撰失其名，谓《忠经》即宋海鹏所著。
以上王邓二文引用《四库全书总目》和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以宋史前无《忠经》收录，《宋史·艺文志》始有，说宋史诸书都出现了“忠经”，有无作者，有署名海鹏为作者，有署名不是海鹏者，不一而足。且有如宋人爱说理，《忠经》中多用“理”字，宋人作文惯用“一”字，而《忠经》天地神明章竟连用了十个一字。又根据宋时的时代背景推断《忠经》为宋时之书。就宋史前无有《忠经》著录事，笔者认为，在魏晋南北朝至隋短短的三百年之期，走马灯式的更替了十多个朝代，几十个政权，这些以诡诈和篡权为主的昙花一现的谋权者，宣扬《忠经》者又其乎谁呢？至唐代，由于明智的统治者创造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加之佛教的鼎盛，不念佛经而独念《忠经》者又唯其谁乎？从时代背景看《忠经》应是宋代之书，这话算也说出了一丁点道理。宋代时社会背景适从马融《忠经》生息的土壤，也就在《忠经》践行中，出现了杨业、岳飞的精忠绝唱，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宋史之前史书未著录《忠经》，但有什么证据能说明《忠经》宋前的不存在。例如详细记载了周原一带山川概貌的《水经注》等一些史书中没有对法门寺的记载，并不等于今日名满全球的法门寺在当时就不存在。一切事物如本文所述的世界级伟人哲人一样，他们的伟大思想和说教都是百年以后，甚至几百年以后才被世人认可和宣扬。晋代的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和诗歌都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然南北到隋时则无人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没提及他，而肖统的《文选》仅用了他的一文八诗。而唐代的的李白、高适、白居易等人的推崇，后来孟浩然、王维、韦应物、柳宗元等一批宣扬他的人品和气节的诗人，以他的写作风格，形成了中唐诗词一大流派。
就宋人爱讲“理”，《忠经》泛用“理”，岂不知宋人所讲之“理”与《忠经》里的“理”是两个不同的词性概念。宋人作文惯用“一”，那宋前后凡有“一”字的文章则凝是宋文了，真让人啼笑皆非。
3、王邓二文还举清人惠栋谓《忠经》应用了晋梅氏《古文》凡例，又举清人丁晏谓《忠经》应用古文《尚书》之句皆为伪《古文尚书》。按说真古文《尚书》何如，伪古文《尚书》何如，其皆何时面世，又无谈起。据笔者所知马融曾为《古文尚书》注释增补（见《中华国学藏书百部》93页），相形之下，真如在圣人面前读《三字经》了。说马融《忠经》用了晋人梅氏《古文》凡例。好在一个在晋，一个在东汉，难道不能说晋人梅氏采用了东汉马融《忠经》的凡例吗？这个连市井小民都能反应出来的回答，说得出的道理，对于清儒学者来说是否有点汗颜。
最后笔者不愿提及的是王邓二文列举的关于《忠经》和《孝经》之异同，笔者只想告诉二位学者一句话，敬请看《忠经》序中“《忠经》者，盖出于《孝经》，以忠应孝，并著为十有八章。”
三、产生马融《忠经》流弊的社会背景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马融《忠经》凝为伪书的荒唐性和无聊性。笔者以为产生这些流弊的原因，如《中华国学藏书百部》93页中所说的“观汉所以盛与所以衰，皆以经学的盛衰为枢纽。”这句话也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魏晋至隋唐，由于逐以发展的玄学与儒家道义大相径庭，故而形成了300多年的混乱割据局面。到唐代，明智的李世民虽然任用了杜如晦、陆德明、孔颖达等十六位学士对儒教大力推崇，也出现了以柳宗元、颜之推、韩愈等人对儒学的贡献，然“实际上从魏晋至隋唐，正统的经学家只知抱残守缺，对于儒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推动力。”（见《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受道佛西教冲击和宋理学的思想禁锢，是社会背弃了正统儒家思想是对马融《忠经》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到清朝，虽然儒学发展达到鼎盛，如在乾嘉之期形成的吴派和皖派两支的情况下，出现了学者二者，成书三千卷的盛况。但是清朝的统治者采用偷梁换柱，他们把孔子老人的形象抹得面目全非，在思想文化上大兴文字狱，使儒者不敢议论朝政，不敢忠谏。儒生为了活命，只有头钻故纸堆，从经学、史学的字、句、词上去咬文嚼字、捕风捉影。即本文所论的王邓二文的始作俑者丁晏、惠栋一类的求生可怜虫。他们使汉文化的清流起混，使长眠于历史的汉文化集大成者马融不宁。
最后笔者认为，《忠经》作者到底为谁，不需再论。面对伟大的著作，重要的是看它的价值是否适存于千秋万代的可取性和适用性。
驾驶着民族崛起的风帆，背负着时代的使命，用自己经天纬地的才华不断给这轮风帆输送正能量，方谓中华汉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