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具有五千年文化的中国，如今只剩下汉族、汉语、汉字和中餐几个无足轻重轻飘飘的词语了。这句话看起来虽然调侃，但是看一下周边逐渐恶化的社会环境，看一下我们现实空虚的精神生活，看一下国人道德品质每况愈下的今天，就明白这是并非调侃的话，道德危机的现实，不禁让我们毛骨悚然，冷汗淋漓。
中国社会是文明礼仪之邦，也是一个维持了几千年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尽管经历了频繁的朝代更迭，但是社会并没有碎片化，文化传统一直得以延续，与古罗马、古希腊湮灭的文化相比，她旺盛的生命力举世罕见，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化能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呢？这就需要探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自西周先秦以来，中国的文化内涵是庞杂的、发散的、多元的。诸子百家，包容兼蓄，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思想理论的多样性，使得政策多变，人民无所适从，方针政策没有连续性，道德思想断裂，“朝秦暮楚”的治理乱象，“朝令夕改”的政治弊端，对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和负面影响，这种混乱的局面，到了汉代戛然而止，由此发轫，开创了延续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先河。
中国的汉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朝代，也是给中华民族留下深刻烙印的朝代，在汉以前，中华民族并没有统一的称谓，尽管秦始皇气势如虹，“灭六国，兼天下，”有过短暂的统一，但民族的称谓还是混乱不堪，还是以生活的地域和旧时的属国区分，如秦人、楚人、燕人等，只有到了汉代才统一称为汉人。华夏民族才有了汉族这个名称。
汉高祖刘邦夺天下后，经过文景之治，几代皇帝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治理，到了汉武帝时，国力达到了鼎盛，北击匈奴通西域，南平荆蛮控南越，河清海晏，民富国强，得以睥睨天下。汉朝是一个极富张力的朝代，扩疆万里，威慑四海，“有犯汉者，虽远必诛，”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民八方来朝，赝服于所向披靡的大汉雄风。强势的国家给人民提供了强大的庇护，所以那时的百姓自称“汉子”，意为自己的身份是“大汉子民”。
汉代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强大的武功，更光辉的是建立了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思想文化模式。建元元年，汉武帝诏举天下有识之士，亲自策问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儒学大师董仲舒应诏对策，提出了“教化之道、人才之道、天人之道”，即著名的“天人三策。”解决了“教化百姓、任用贤良、治国策略”的理论与方法，并进一步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
“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统一，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明确了施政纲领，第一次建立了思想文化标准，这个大统一不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个历史朝代，而且不断的完善、充实，进而传递影响到日本、韩国、越南等亚洲国家。由于思想的统一，政治理念就有了连续性，这就给社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建立和发展了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延绵持续了两千年。那是一个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时代，刘邦、韩信、张良、司马迁、董仲舒、刘秀、蔡邕、刘备、曹操、孙权、周瑜，在中国的大地上演出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历史戏剧。张衡发明了浑天仪，蔡伦造纸，马融注经传薪，张骞通西域，可以这样认为，汉文化圈的形成，从汉朝开始。
汉文化能在众多的思想学说中脱颖而出，首先得益于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其次得益于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高度契合，再次得益于大批儒生学士孜孜不倦的传经布道，其中东汉大儒马融在古文经学的诠释和儒学文化思想的传播中百尺竿头，脱颖而出。
儒家经典在汉代出现了严重分歧，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个流派。古文经学严格依据所发现的先秦时期文字记载的典籍，而今文经学则以口口相授的口述笔录，今文经学发展到最后，偏离了正统的儒学思想，且与“谶纬学”结合，打卦占卜，流于迷信荒诞，逐渐式微。古文经学以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影响力日见繁荣昌盛，为广大社会所接受和认同，马融就是汉代古文经学集大成的领袖人物。
马融两次进洛阳东观，师承大家（gū）班昭，向学苦读，才高博洽，遍注群经，他注经在学术上的成就彪炳千古，无人可及。马融在诠释孔子《孝经》的同时，拾遗补阙，写出了《忠经》，从此以后“忠孝”文化成为汉文化的重要分支和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支柱。
马融对汉文化的杰出贡献不仅仅如此，他的“绛帐传薪”更是达到了他辉煌人生的新高度。他以大儒的身份，在家乡扶风设帐讲学，呕心沥血，“以次相授，”释疑解惑，传递薪火，教化天下，泽被庶黎。门下高徒如林，如文武双全涿州之卢植，注经大师、《郑学》始祖之高密郑玄，再传弟子三国之公孙瓒、刘备等。能著书立说，能桃李天下的通世大儒，唯东汉马融耳。有了马融的注经、传薪，才有了更加完整的汉文化体系。
汉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库中的瑰宝，对汉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也决定着一个朝代的荣辱盛衰。宋、清两个不同朝代的历史走向，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汉文化在宋代，错误地进入了一个僵化繁琐的理学时代，没有认识到汉文化治国安邦的大义，反而走进了皓首穷经，寻章摘句的死胡同。“死读书，读死书，”青灯黄卷，絮文缛节的道学理念，严重地篡改阉割了汉文化的真谛，把鲜活的经世纬国，安邦济民的汉文化变成了一潭死水，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男女授受不亲，”连人们走路都要有一定的姿态的封建礼教。把治国平天下雄伟的汉文化，扭曲为扼杀人的天性，舍本求末，卑微琐碎的道学家理念。所以在宋代，文化的发展沉溺于个人身边琐事，严重的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迷失了大方向，增添了很多消极的文化糟粕，汉文化进入了令人扼腕的病态发展时期，这既是中国近代激进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诟病的原因之一，也是宋代屡遭入侵，国势不张的主要因素。
满清民族本来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猎民族，在入主中原后，深知“马背上取之，不能马背上治之，”立即抛弃了“重征战，惯骑射”的民族传统，早期满清的统治者思想恢宏，气势开阖大度，“开科举，取贤士”，继承采用了儒家学说，大张许（慎）、郑（众）、贾（逵）、马（融）之风范，“广开才路，网罗选拔贤才俊良，为我所用，”才有了其后的康乾盛世，一个人口寥寥的少数民族，本民族没有什么深厚文化底蕴，但在吸收和推行汉文化的精髓后，成功有效的实现了近三百年的治理，而且其中还出现了文治武功的百年盛世，疆域空前，人口繁衍，中前期的社会经济总量竟占到了当时世界经济的一半，这说明了汉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雄厚的民间基础。一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少数民族，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文化思想，就取得了这样瞩目的成绩，这回答了什么问题呢？这对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不啻有着发人深省的启迪吗？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走了很多的弯路，一百多年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叶障目，”提出了科技救国，三十多年前的政治家提出了科技兴国，这些提法都没有错，但不完整，都有偏颇。早在西风东进的洋务运动的时候，就有眼光敏锐的政治家根据中国的独特国情，根据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前瞻性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正确主张，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在治国理念上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模式，要靠本民族自己去摸索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不能搞一刀切。“科技救国，科技兴国”对于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只是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能认为是全部的诉求，片面的强调科技只是解决了“术”（办法），而没有解决“本”（实质），其结果就是舍本求末，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却丢掉和遗忘了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今中国社会，经过百年的努力，人民生活基本步入小康。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是在衣食无忧的今天，并没有实现“知礼节、”“知荣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凸显，社会财富与意识道德并没有同步，思想意识混乱，道德品质败坏，整个民族对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于是民族的劣根性就像脱缰的野马，脱离了羁绊，各种丑恶死灰复燃，说谎欺骗是家常便饭，甚至说不说假话就办不了大事。街道上跌倒的老人无人敢扶，道路旁的商贩为了蝇头小利就缺斤少两，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走上了人们的餐桌，行贿受贿，贪污腐败，更是司空见惯。圣洁的校园官场化，手中的权利市场化，思想道德沦丧化，文化艺术庸俗化，就连参加国庆节天安门升旗仪式的人们，在离开时居然在庄严肃穆的广场上遗留了几吨垃圾。这就是全部否定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后果，这就是民族素质空前倒退的必然表现，今天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再一次走到了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民族向何处去？历史在无情的发问，难道具有几千年优秀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此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吗？难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再没有复兴的希望吗？为什么会落入了这样的窘境，让我们回过头去，看一下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抹戾点，人们急于求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左右着中国的政治形势。一种是向东方学习走苏联道路，一种是向西方学习走英美道路，两派都不约而同地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都不约而同地给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上了封建、落后、腐朽的印记，视之弃如敝履而大加抨击。这种过激的行为造成了民族文脉的断裂，破坏了维系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心理上的自卑感，觉得“事事不如人，”不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而感到骄傲，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从此而崩溃。
其实不论哪一种政治制度的优劣，都要有优秀的文化道德作为支撑，醉心于向东方学习和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恰恰都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以汉文化为开端，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不断总结、不断浓缩、不断更新的中华传统文化，它就像中国古代神话中凤凰涅槃，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与国脉民生息息相关，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颠之不破，历久弥新。
匡正这些社会痼疾的良药是重新把人们的思想道德统一在汉文化（儒学）的传统上，以汉文化为基础的中华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是经历了几千年时间的考验，也是民族智慧的集合。持西方的观点的人说，思想的统一就禁锢了独立的思考，还有人说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尊卑，是服从而缺失人文关怀而加以否定与质疑。其实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不就是独立人格的代表么。孔子的仁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偏不倚，“把心放在中间”的中庸思想，排忧解难的“忠义思想”不就是博爱、平等、互助、宽容的体现么，所以那些“以孔窥豹”的短视，是不值得一驳的。
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均衡的、全面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决不能以牺牲民族思想道德为代价，去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学的丛林法则只能是把人培养成寡廉鲜耻，为所欲为，六亲不认的经济野兽。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这些没有丢失汉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都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文化道德的均衡，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是值得我们借鉴和效仿的。
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勇于承认社会教育的失误，坦然总结教训，直面道德水准的滑坡，奋起直追，用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来填补思想道德的缺位，“亡羊补牢，犹未晚也，”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了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国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尤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这是一篇石破天惊的讲话，意义重大内涵深远，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说清楚了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精神方面究竟包含什么内容，以及思想道德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正如习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因时而变，随事而制，”这几句普通的话语，却含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中国特色就是在思想道德领域里，不能脱离国情民意，不能闭门造车，不能硬搬照抄，不能东施效颦，更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讲话表明了今后发展的思想脉络，那就是：“既不走一边倒效仿苏联的老路”，“也不走没有实践考验，盲目全盘西化的歧路，”而是高屋建瓴的重铸思想道德高地，承前启后地带领全国人民走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康庄大道上高歌猛进。
斗转星移，世事轮回，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社会又回到了出发时的原点。自汉代以来，中华文明开出了璀璨光辉的文化之花，民族发展的各个时期，无不“萧规曹随，”继承发扬汉文化的思想道德，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社会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思想、道德、伦理，都渊源于汉文化这个源头。
汉文化强大的凝聚力，统一了民族思想，铸造了民族魂魄，避免了随风而逝一团散沙的命运，伴随着汉民族几千年风风雨雨的历史历程。汉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团结了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才使中华民族避免分裂，维系着一个和睦昌盛的民族大家庭。汉文化强大的辐射力，辐射到中国周围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大汉文化圈。
中华民族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丰富的精神财富，突出的民族文化优势，深厚的思想道德软实力，这些都是针砭社会时弊的苦口良药，都是社会思想道德的营养滋润，中华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再也不能踯躅反复而失去良机。历史证明，在前进的道路上，人们再也不可以采取离经叛道，妄自菲薄本民族文化的错误做法，没有一个历史的民族，就没有这个民族的未来。历史不能重演，机遇一纵即逝，今天中华民族又面临着抉择，何去何从将决定着未来的民族命运，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地把握历史给予的机遇，用“汉文化”这支五彩神笔，绘制当今最美好，最壮丽的图画。
时间可以流逝，时代可以更迭，但作为中华民族思想道德基础的汉文化，将永远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光大，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汉文化，永远是实现伟大中国梦不可缺少的核心。以汉文化（儒学）来教化天下，以薪火相传的方式来传播汉文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培育了秧苗，就生长出参天的大树，从这一点看，大儒马融的绛帐传薪，注经育人对民族文化的延续发扬，确实是厥功至伟，功不可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