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汉文化的面纱
—展现她的力量与自信

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汉文化，是指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夏、商时期，距今已有五千多年，但中华文化真正的成熟期，应该以东汉时期朝廷正式颁定的《熹平石经》也称《汉石经》为标志。
一、多元文化的优劣及形成的背景
虽然东汉以前的夏、商、周时期都有着代表本时代文化的光辉典范，并且其后的春秋战国时代，更是进入了一个人才迭出，思潮荟萃，百家争鸣，各种学说思想纷呈，历史上罕见的文化大喷发的时代。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是文化大喷发时期，各种学术思想层出不穷，可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这个时期各个学派所呈现的学术思想，错综复杂，各成体系，从大文化的角度观察，这个时期的文化，更多的表现为相互碰撞，良莠不齐，杂菁并存的多元文化。那么多元文化现象有什么优劣呢？产生多元文化的背景又是什么呢?下面就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与探索。
多元文化的优点是兼容并包，允许各种不同文化之间并行发展，允许相互之间争鸣碰撞，从而迸发出新思想的火花，极大程度的丰富和推进了中华文化，为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这就是多元文化的优秀之处。但多元文化也有其天生固有的劣势和不足，那就是杂菁并存，良莠不齐，有时其中包含的消极、落后、迷信的成分，反倒大于其积极、先进、唯物的成分，更大的缺陷是，多元文化并不利于中华文化和华夏民族的大统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要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原因，多元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当时统一的，实行分封制的中央政权——周朝，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逐渐弱化，整个中国实际上是处于各自为政的分裂状态。
华夏民族还没有形成共有的民族认同感，比如当时各诸侯国的人们，还自称自己是秦人、楚人、晋人、燕人等等，各种思想潮流无不服从于本国的最大利益，所以多元文化均具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和狭隘的地域性，这些都不利于中华大文化的统一。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多元文化虽然是思想发展的沃土，但天生具有内在的分裂倾向和离心倾向，不妨试想一下，一个稳固统一的国家政权，而在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缺失统一的思想基础，没有聚合团结民族的共同文化，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没有牢固的根基，分裂与倾倒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二、“独尊儒术”统一文化思想的确立
华夏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唯一一个具有连续五千年不曾出现文化断层的古老民族，并且还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民族，所以必须建立起相对应的大文化。这个与民族命运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祖先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经过长期不懈地探索和反复实践，终于在西汉武帝时期得到了改观。一种既满足国家政权治理需要，又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理论终于脱颖而出，这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回答策问时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里所说的“儒术”，已经赋予了新的意义，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的那种单纯质朴的儒学，而是广泛汲取了儒家基本思想，以儒学为载体，博采众家之长，集思多家之益，融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多学说为一体的新儒学。
“独尊儒术”确立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基本走向，亦是中华文化的基本内核，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无论是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道德、文学艺术、民风民俗，乃至历代帝王将相的治国大略，无不与此息息相关。正如《礼记·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全面的反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像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涵盖了对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的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胼手胝足，自强不息，屡挫屡起，团结一心，砥砺前进的重要原因。
三、中华文化的包容与融合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也是多民族文化的集合。“海纳百川，不捐细流”，这又表现了中华文化的极度自信，现在大家往往自称是炎黄、华夏子孙，其实所谓的华夏文化就是融合了远古时期华族和夏族两种文化，这样的文化融合，在历史上有极多的范例。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化的民族概念，中华文化也是一个汲取了诸多民族文化优点的多元文化，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其他民族的优秀基因。这样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性、包容性，是一个明智的双赢选择。
比如，北魏王朝的孝文帝是鲜卑族的拓跋氏，他看到了本民族文化的不足与差距，就奋起直追，积极倡导向先进的中华文化学习靠拢，膜拜中华文化为师，他下令鲜卑贵族一律说汉语，除鲜卑语，一律穿汉服，除鲜卑服，由山西大同迁都到接近中原的洛阳，还下令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
再比如大家津津乐道的大唐盛世，他的开国皇帝李渊就有四分之三的外民族血统，他的母亲就是鲜卑族。据统计，在唐朝历代的宰相中，竟然有二十三位是外来民族。大唐盛世外来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的关系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大诗人李白甚至在他的诗中写到，“风吹柳花满店香，胡姬压酒劝客尝”，胡地美貌的年青女子，在酒肆里劝客人品尝店里新酿的美酒，没有包容万象的文化优势与自信，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中华文化随着众多外来民族的进入，呈现出更多的包容与融合，这可以从许多已经汉化的民族姓氏中，一窥端倪，如北魏孝文帝改拓跋氏为元姓，再如，现在广为熟知的《百家姓》中的令狐、呼延、慕容、宇文、长孙等，都是少数民族姓氏，还有佟姓、金姓、钮姓等等，多为满族姓氏。
在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中华民族血液里早已融入新的基因，不盲目排外，不狭隘地排斥其他民族文化，这首先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早在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佛教、天主教和后来的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我们都能美美与共。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也有明确的阐述，他在论述“三个自信”后又着重指出，“中国自信本质上是文化自信，是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中国极为重视的第四个自信”。
他进一步指出，“在5000年文明发展史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了文化自信包含的三个层面，即“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习总书记继“不忘初心”之后，同样令人瞩目的治国大略。同时习总书记对中华文化赋予了新的含义，从三个层次更全面地诠释了什么是中华文化？什么是文化自信？这对那些妄自菲薄本民族文化的人，对那些轻视中华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不啻是最好的回答和最严厉的鞭挞。
四、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
无论哪种文化的建立与传承，都有相应的载体，比如西方文化传播的载体是宗教，是教堂里的神父和牧师通过讲经布道来传播的，所以西方文化包含的文学、诗歌、音乐、雕塑、戏剧、绘画、哲学、建筑等诸方面，背后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影子。那么中华文化的传播与西方有哪些不同呢？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呢？
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她不是通过宗教来传播，而是通过教化和教育的方式来传播。因此，中华文化从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比西方文化更世俗、更平民化、更广泛的传播道路。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就已经身体力行的实践了他的教育思想，带领着他的学生，游学天下，提出“有教无类”、“温故知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思想理论，在今天来看并不过时，都是非常先进的教育思想。
再如集大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东汉大儒马融，史书记载，马融才高博洽，是当世通儒。他虽然出生于皇亲贵胄之家，却一心向学，三次入东观注释经文，著书立说，是东汉时期著名古文经学派的领军人物，晚年遭朝廷奸佞小人排斥陷害，愤然回归家乡，设帐讲学。马融独创的教学方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有来者，他主要的教学方法有三种形式：其一，“以次相授”，马融门下常聚生徒千人，而真正能升堂入室者，不过五十人耳，有的生徒从学两三年，甚至没有机会聆听马融的亲自教诲。为了弥补教学中出现的缺陷，马融就独创了“以次相授”的教学方法，就是先来的教后来的，学识高的教学识低的，互帮互学，共同进步，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其二，“绛帐传薪”，《后汉书》记载，“马融设高台，施绛帐，前授生徒，后陈女乐”，不拘教学形式，寓教于乐，并注重学以致用，如他的弟子卢植，就是东汉末期朝廷所倚重的文武双全的重臣，再如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也是出自马融的门下。其三，“有教无类”，普及教化，推行平民化、世俗化的大众教育。他曾在家乡秦直道旁的集市上，筑讲坛、设粥棚、聚生民、传教化，在他的家乡，至今还保留着汤坊、绛中等纪念马融讲学的历史遗迹。
如果说以孔子、马融等创办的私学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那么另一个重要载体就是官府所设立的官学，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皇帝就非常重视官学的建设，如汉武帝时，就在当时的长安建立了中央最高学府——太学，在地方建立郡学，在乡村建立了乡校，并在朝廷的最高学府的太学中设五经博士，负责儒学经典的教学。但在西汉时期，儒学经典还是处于学术理论的初级阶段，各种学术典籍，师出多门，门派林立，学术活动大都出于各自的师承，自说自话，并没有统一完备的范本。
五、经学的发展及统一
虽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使思想文化领域得以统一，经学开始复兴，成为官方的正统学术。但由于经学根据典籍的出处和所用文字的不同，形成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两大体系。今文经，是汉朝初年，根据一些经历了秦始皇的统治之后，尚健在的学者口述整理而成的儒家经典，使用的是当时通用的文字，即隶书。古文经，是汉代学者根据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社会上幸存下来的残编断简，经过整理而成的儒学典籍，使用的是先秦之篆文。
西汉的官学，传授的就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在解经时的理论极富创造性，且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意味，例如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及孟喜、京房等的《易学》。儒学在今文经学的指引下，过分地夸大“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世上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有天意，“神权天授”，皇帝被称为天子，是上天委派下来统治世间万物的，其后果是谶纬学泛滥，加之统治者的推崇与倡导，经学研究逐渐走向迷信化、神学化。今文经学的另一支强调“微言大义”，过度诠释先秦的儒家文化，不但支离繁琐，把儒学完整的学术思想碎片化、附会化，各取所需，不及其余，过多地掺杂了个人的思想与观点，“流于妄诞”，这就与先秦儒学思想的本意和原旨相去甚远了。由于这一神学化的儒学新体系充满了王权专制主义精神，从而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极大兴趣，将其作为圣学而加以尊崇。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就是这种儒术。因此，在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大盛。
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歆发现了一批晚出的先秦经书，在刘歆的倡导和宣扬下，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辗转相习不辍。为了发扬古文经学，刘歆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他注重名物训诂，不仅据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如果说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那么重视名物训诂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启了山门。
从西汉末期开始，今、古文经学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开始有了争论，到了东汉初、中期则愈演愈烈，其中有两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刘歆和今文经学博士之间发生的争论；第二次是古文经学家陈元和今文经学家范升的争论。《后汉书·郑玄列传》记载，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绬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
王允《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清末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经学由汉武开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此其一。……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汉末太学诸生至三万人，为古来未有之盛事。经学所以极盛者，又其一。后汉经学胜于前汉亦有二，一则前汉儒者大多专一经，后汉儒者精通多经；二则前汉笃守遗经，罕有撰述。后汉马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等，集汉学之大成。
到了东汉后期，今、古文经学在历经了百年左右的争论后，在桓谭、贾逵等人的努力下，古文经学异军突起，再到马融平息争论，最终实现了经学统一。马融明确阐述，六经皆史，里面根本没有对后世兴衰与否的预测。他一扫今文经学派涂抹在儒家经典上的神秘色彩，从而使其彰显出本来面目。范晔著《后汉书》记载，马融“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可以说从马融开始，今文经学开始日益式微，逐渐走向消亡，古文经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儒家学派在后世始终没有蜕变成一种宗教，孔夫子在后世儒生的心中始终只是一位“先师”而非神灵，儒家经典再也没有被掺杂进太多的神学色彩，应该说马融厥功甚伟。《幼学琼林》卷二师生篇写道：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由此就可以看出马融在中华文化教育中的地位了。
六、汉文化的标准本《熹平石经》
作为统一的经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直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马融死后九年，由当时的司徒袁隗（马融女婿）、谏议大夫马日磾（马融族孙）、博士卢植（马融大弟子）等人建议，汉灵帝下令派蔡邕等人，把统一的经学即《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等七经，镌刻成石书（碑），立于洛阳城开阳门外的洛阳太学所在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熹平石经》——《汉石经》。《后汉书·蔡邕传》记载：“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千余辆，填塞街陌”。
《熹平石经》集成了儒家经典精华之大成，构筑了中华文化之基石，其中《鲁诗》是对先秦时期《诗经》的诠释，是最接近《诗经》诗义古貌的注本。《尚书》为上古之书，以记言为主，包括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主要记录了君王的文诰和君王与臣子间的对话，既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也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古典文集，它跨越了先古时期的尧、舜到夏、商、周3000余年。《周易》，又分《周》与《易》，周的本意是普遍，《易》为占卜的内容与结果，是古人用来预测和解释世界的占卜之书。《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由孔子修订，记录了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十二代君王，二百四十四年鲁国的历史。《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着重解释《春秋》中包含的微言大义，作者为战国时期齐国人公羊高，也被称为《春秋公羊传》。《仪礼》礼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所以《仪礼》原来就叫《礼》，是记录先秦时期士大夫的礼仪为主，共十二篇，内容为周代士大夫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诸礼节，《论语》是孔子的门生记录孔子的讲学、游历、起居、教育思想和政治抱负等诸多方面的语录体文集，集中反映了孔子一生取得的思想学术成就。
虽然汉武帝时期崇儒重道已经是社会主流思想，但儒学典籍却呈现出鱼目混珠，师出多门的混乱局面，经无定本，说无定论，字无定义，歧义纷纭。如对《诗经》的注释就分有《齐诗》、《毛诗》、《鲁诗》，对《周易》就有施氏、孟氏、梁丘氏等注本，对《尚书》有大小夏侯和欧阳注本，对《春秋》有公羊氏、谷梁氏、左氏等版本。这显然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极为不利，也是《熹平石经》能在东汉出现的原因。
《熹平石经》的出现，彻底结束了中华文化理论长期混乱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规范的，由官方认定的范本，使众多导师学子避免了无谓的争论，做到教有所持，学有所依，这时的中华大文化才脱离了初级阶段的纠缠和困扰，脱茧化蝶，振翅冲天，真正进入了灿烂辉煌的成熟期，因此，中华文化的真正本质应该是汉文化。她是发轫于商周，滥觞于春秋，初立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的民族文化。对此文化做出突出贡献的有：伏羲、周文王、周公旦、老子、孔子、汉武帝、董仲舒、汉宣帝、刘歆、汉章帝、贾逵、许慎、马融（马融完成了汉经学最后的统一）。
《熹平石经》的颁定，意义非同凡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颁定了中华文化理论的教科书，亦是中华文化理论的“定海神针”，纵观其后的风云变幻，经过了历朝历代，不管是魏晋玄学、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陆王心学，或是清代的嘉乾学派，乃至当今学术界对中华文化理论的探索和学习，都没有脱离东汉《熹平石经》所涵盖的真谛，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正如古代哲人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熹平石经》就是“道”，是中华文化发展历史的历程碑，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成熟与经久不衰。
《熹平石经》代表了中华大文化理论的成熟，引起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文化现象，就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科举制。虽然在西汉时期就有以经取士的先例，如当时流传的民间谚语，“家有万簠（fu)，不如一经在手”，但那只能说是科举制的雏形，还不是朝廷对众多学子选拔进阶的通道。而隋唐以后，科举考试成为士子才俊上升的唯一阶梯，吸引和激发诸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难怪唐太宗目睹鱼贯而入的莘莘学子抚掌感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gou)中矣”。当然，现代的人们对科举有不同看法，多有微词，其中负面意见居多，但是要历史地看待科举制。首先，科举考试是公平、公正的，“英雄不问出身”，以文取士，唯才是举，见贤思齐，打破了封建制度下只有皇戚贵族才能出将入相的门阀制，给天下才俊以施展抱负的机会。
其次，正是科举制的实行，才使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汉文化，得到了空前的普及与传播，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人从幼年时期就入私塾，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掌握本民族文化的精髓，这就像幼年时播种下了一棵棵种苗，言传身教，精心呵护，必然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同时，作为民族精英才俊的士大夫阶层，经过科举的选拔，是民族文化的坚定继承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精髓，无不烂熟于胸，终身为发扬传播中华文化殚精竭虑，竭尽所能。所以说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具有极其广泛的民众基础，这是其他民族不可企及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重教育重继承的民族美德，科举制功不可没。
七、汉文化的力量与自信
汉文化的传承，体现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自然规律，朝代更替，文脉永续。表明了她本身具有强大的、内在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这种强大坚韧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家国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如前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都是民族文化中，至臻至善的最大追求和最高境界。从历史上看，凡是对民族发展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先从自身做起，如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由此看出，个人修养对民族文化中忠信的重视。严格的自觉、自省、自律和内敛，力争做一名无欲无望，无私无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完人，既是个人的追求，也是中华文化在个人身上的体现。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农耕社会，家庭是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个人与家庭，家庭与国家，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中华民族对家庭、家族的伦理宗亲观念，也是最为重视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包含的道德伦理关系，家庭宗亲中的孝悌理念，形成汉文化所包含的乡绅文化。乡绅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血缘性，具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自我管理、自我教化、自我完善的优势，也是汉文化在宗亲家庭领域的天然恪守者。
宋代大儒张载曾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此看出，汉文化所强调的修身、齐家等信条，既是目的也是过程，由个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国家，再由国家到天下，这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正是汉文化构成的内在特点，“处江湖而忧庙堂，处庙堂而忧天下”，其中所包含的人文理念，反映出汉文化蕴藏的，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
其二、历久弥新的大一统观念。从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期，到实现天下一统的秦朝，经历了大约二千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历代的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分封制，就是国家对有功劳的大臣将领，皇亲国戚，实行“裂土封候”，国家把一块块地域，连同在这个地域上生活的人口等自然资源和生活资料，分封给各个诸侯，相传周朝建立初期就册封了八百诸侯。
虽然分封制作为统治阶层犒赏国戚、臣子的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地域辽阔，统治阶层的统治往往鞭长莫及，这样就造成各诸侯国的势力割据，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分裂局面。
再就是小国寡民，以邻为壑，各为其主，各施其政，“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生活在各个诸侯国的民众，只有地域的认同而没有国家的认同，如前所述，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的秦国人就自称秦人、楚国人自称楚人、燕国人自称燕人、晋国人自称晋人等等。没有统一的民族称谓，也就缺失统一的民族认同，天然的具有离心与分裂倾向。这让人想起了当时欧洲各国实行的城邦制，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共识，很大程度保留了各自的、独立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域文化。所以，今天的欧洲基本是古代欧洲的复制，仍然是“小国寡民”，即使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却因为文化各不相同，因此脱离了宗主国，实行民族公决的分裂主义倾向，依然具有很大的市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推行中央集权制”等政策，就是在体制上实行文化大统一的有力措施。尽管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文化统一的措施却深入人心，比如在秦末农民起义中，仍然有春秋战国时期六国旧贵族的孑遗或残存势力，打出民族分裂主义旗号。如自称楚人的项羽等人，妄图回到过去，复辟旧日的统治势力，可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人民品尝到了国家和文化统一带来的硕果，是绝不允许历史倒退的，反对国家民族分裂，追求国家民族统一，在秦末汉初的关键历史节点，国家民族统一的力量战胜了国家民族分裂的趋势，国家大文化融合了地域小文化，历史地彰显了汉文化的强大力量。
其三、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汉文化是超地域的文化，中国周边的国家，像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从汉唐起，都深受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接受了汉文化的文明，比如都崇拜孔子，奉行儒学，都有端午节等民俗节日，都曾经使用或部分使用汉字，古代建筑都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民族服饰都与汉民族古代的服装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古代这些国家都视中国为文化宗主国。特别是日本受汉文化的影响最大，把汉文化尊称为“日本文化之母”，隋唐时期是日本吸收汉文化的高峰时期，日本每年都会派遣唐使来学习汉文化，最多时每次就有300—800人之多，中国的先进思想文化及政治体制由浅入深地渗入到日本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方面，被一点一滴的全面吸收，一直延续至今。同时，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文化通过西域贸易文化走廊，传播到中亚阿拉伯甚至欧洲等国家。从古至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府都设有专门研究汉文化的机构，说明汉文化价值巨大。汉文化正以其强大的力量和自信张开臂膀拥抱全世界。
其四、屡挫屡起的顽强生命力。纵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并不平静，可谓风雨如晦，跌宕起伏，其中不乏腥风血雨的考验，甚至几次跌入民族灭绝的危险关头。中国在地域上与少数民族地域犬牙交错，所以中华民族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困扰和入侵，如西周就由于西戎的入侵而被迫迁都长安到洛阳，秦、汉时长期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争斗；魏晋时面临少数民族的大肆侵犯，被称为五胡乱华；宋代始终饱受金、辽、西夏、元的侵扰，被称为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其后又发生了满清进关，入主中国，近代的几次外寇入侵，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但值得欣慰的是，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光辉灿烂的汉文化，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正因为凭借着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才能百折不挠，最终战胜外民族的羁绊。曾经的四大文明古国，除了中国外，其他的文明古国都灰飞烟灭，不见踪迹，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曾经创造了伟大的古代文明，但在外来文化的压迫下，最后都分化瓦解，取代消失，没有保留与传承。
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历史像开了一个时间玩笑，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如一的由起点又回归到了起点，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惯性，这就是中华大文化始终得到了完美的继承，须臾没有缺失，与日俱进地伴随着民族的发展与进步。因为从历史唯物的观点来看，存在这样一种客观规律，那就是高级文化终究要取代低级文化，先进文化始终要替代落后文化，文明文化最终要战胜野蛮文化。从这个观点出发，就能解释为什么中华民族在外来民族的入侵面前，会不屈不挠，屡挫屡起。中华文化就像一轮红日随着岁月的更迭，沉浮有度，生生不息。
如今中华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再次实现中国梦已是必然，中华文化对内具有强大的民族内聚力，对外具有广泛的辐射影响力，这两种伟大的力量均来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充满强大力量与自信的——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