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诞生：
汉族的称谓始于何时，又包含什么，汉文化有什么特点，这一切都要从公元前207年说起。
这一年汉高祖刘邦被封为汉王，这个结局让他感到无比的失落和惆怅，这并不是他心中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就在前一年冬日，他与西楚霸王项羽相约，“先入咸阳者，王天下”。他听从了谋士张良的建议，避开敌军的主力，辗转腾挪，避实就虚，不与战斗力强大的秦军死磕，再说他哪里有那个实力，结果运气好的令人咋舌，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竟然率先进入秦都咸阳，秦王子婴降，宣告了一个残暴血腥朝代的结束。
他进入咸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弃了秦朝实行的百姓动辄获咎，残酷苛刻的严刑峻法，接着又与三秦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诛，伤人与盗窃者相抵”。由于措施得当，得到普遍支持，百姓扶老携幼，箪食壶浆，相出百里，以迎王师，真是山河祥瑞，天下归心。 西楚霸王一把大火，不仅烧毁了秦都咸阳遮天蔽日连绵曲折三百里的阿房宫，也毁灭了刘邦内心腾起的希望，他并没有如愿地分封在沃野千里，民丰物阜的关中，而被项羽有意地加以防范，分封在远离中原，交通闭塞，地域偏狭人口稀少的巴蜀之地——汉中。
汉中，蜿蜒汉水之滨的汉台，落日长河，斜阳残照，萧瑟秋风吹拂着壮士手持的旗幡，带来刺骨的寒意，迎风旗幡飘荡发出猎猎的声响。此时的刘邦站在高高的汉台上，手抚着佩在腰间的宝剑，深邃的目光越过巴山汉水投向遥远的北方。时光又跳转到公元前202年，汉长安城内的未央宫，绿柳吐翠，湖水涟漪，这时的刘邦头戴冠冕，黄袍加身，他不再是位卑人微的汉王，而是君临天下的汉高祖。此时高祖踌躇满志，纵横睥睨，意气风发，登高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皇帝并没有忘记他的发祥之地，汉水之滨的汉中，他把自己亲手开启的朝代命名为汉朝，这个名叫汉朝的朝代，就这样声名显赫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高祖和他的子孙们，金戈铁马，拓地千里，东通大海，西临绝域，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在前后四百多年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
华夏民族的新称谓：
四百多年的大汉王朝，四百多年的刀光火影，四百多年的文化积累，四百多年的斗转星移，这个伟大的朝代有如喷射着熊熊烈焰的熔炉，重铸了民族的灵魂，仿佛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让世代生息在古老神州土地上的华夏民族有了新的称谓——汉族。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汉族这个称谓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些华夏子孙，它融进了民族的血液，滋养着民族的身体，主宰了民族的大脑，成为民族永远不褪的印记。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形成的，又包含了那些？其实我们这个民族在汉代以前没有固定的名称，在远古社会称为华夏，这是因为在黄河流域生活着华族和夏族两个最大的原始族群，华族和夏族联盟的首领黄帝在河北逐鹿与当时生活在南方九夷的部落首领蚩尤大战，杀死了蚩尤，因此华夏民族又容纳了南部的九夷等民族。接着历史的书卷又翻到了商代，商代的民族称谓仍然不统一，生活在东部中原地区的民族称为商人，生活在西部边陲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生活的周国，还只是商朝分封的诸侯国，周国远离地域富饶，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原地区，他们是不能称为商人的，只能自称周人。即使是周武王灭掉了商殷，建立了强大的西周，但西周仍旧实行的是分封制，《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有皇室血统或有功的大臣，国内诸侯国林立，名义上是朝廷的属臣，而实际上各诸侯国独立性很强。
到了东周前期，出现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春秋五霸，东周后期，出现了齐、楚、秦、燕、赵、魏、韩，战国七雄，这些诸侯国的君王各自为政，颐指气使，势力熏天，周天子凡事都要仰其鼻息，这些独立的诸侯国相互以邻为壑，攻伐不休，当一个政权消失后，连史书都哀叹说；“丧其国”，这样的大背景下，何来民族共有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呢？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天下分久必合是大势所趋，国家一统，权利集中，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本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也好有一番作为。可惜秦朝的统治者不懂，他们迷信暴戾杀戮，实行的是国家暴力主义，以严刑峻法治国，百姓不堪忍受，深受其害，正如那句谚语所说“马背上得天下，不能马背上治天下”，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百姓，结果是离心离德，百姓活不下去，纷纷斩木揭竿而起。这时战国时期孑余的六国贵族也动了复国的心思，如祖上为韩国贵族的张良，就在博望坡用120斤的铁椎击杀秦始皇的帷车，可惜误中副车，陈胜吴广起义也打出了楚国的旗号，霸王项羽也是楚国贵族的后裔，总之在暴秦统治下，原来六国的百姓并没有认同自己秦人的新身份，所以那时的百姓仍然沿用各自生活的地域称呼，称自己为楚人、燕人、赵人等，华夏民族还是分崩离析处在割裂状态。
如前所述，大汉王朝的诞生，使得华夏民族有了巨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汉朝的统治阶级吸取了秦朝铁血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内采取了宽松的治理措施，有句成语叫萧规曹随，萧何是一位非常有眼光的大臣，他进入秦都咸阳后，知道天下百姓苦于秦朝残暴繁琐的刑法很久了，就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简约易行，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力和人口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大家都交口称赞他为贤相。萧何死前推荐曹参接替相国这个职位，曹参无改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继续实行清明简约的治国理念，又经过了生产力空前发展的文景之治和汉武帝打击匈奴，交通西域，消除边患，国力空前强盛，“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时汉朝的声望如日中天。
汉民族是多民族的熔炉：
在汉代不但朝廷治理下的广大人民自称汉人，就连生活在周边的许多少数民族也纷纷同化和归顺。根据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观点，他说；“春秋时代许多蛮夷到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已经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他接着举例，“现在姓慕的和姓容的，便当是当时慕容氏之裔，姓连的便当是赫连氏之裔……”就连桀骜不驯的匈奴也有部分部落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他们哪里去了？有学者考据，那些消失的部落最后融入了汉民族，所以汉代是一个各地域各种族的大融合，也是汉民族这个称谓最为扩张的时期。
汉文化是大文化：
汉民族的兴起，必然是汉文化的昌盛，有人说汉文化是大文化，这个说法有相当的根据，这是因为汉文化影响的地域之广，是其他文化罕见的。首先汉文化是超民族的文化，中国国内几个比较大的民族，如回、满、藏、蒙，都直接或间接的受汉文化的影响，有的民族甚至直接接纳了汉文化的语言和生活习惯，本民族的文化却日趋式微了。
其次，汉文化是超地域的文化，中国周边的国家，像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和国家，从汉唐起，都深受汉文化的辐射，接受汉文化的文明，比如都崇拜孔子，奉行儒学，都有端午节等等民俗节日，都曾经使用或部分使用汉字，古代建筑都模仿中国古代建筑，民族服饰都与汉民族古代的服装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古代这些国家都视中国为文化宗主国。同时，在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文化通过西域贸易文化走廊，传播到中亚阿拉伯甚至远到欧洲等国家。
汉文化的发生：
汉文化的发生应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夏、商、周，起码在商代时华夏民族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可以用来记录的文字——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牛胛骨或龟甲上的记事符号。甲骨文是商朝巫士用来占卜记事而在龟甲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是占卜所问的事情和所得到的结果，甲骨文的出现表明汉文化的前身华夏文明已经脱离了刻木结绳记事的原始状态，发展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系统。
现在已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15万片，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500个左右，其中有大量的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显示了作为汉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悠久的历史渊源。
这些甲骨文记录的文献，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商代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官职、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还涉及到天文、历法、家族、农业、田猎、交通、地理、医药等众多领域，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有文字记载的汉文化的源头。
商以后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是汉文化发育发展的源头，是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周朝分西周和东周两时期，共计延续了791年，西周由周武王灭商建立，定都镐京，东周由周平王建立，定都洛阳，其中东周在历史上又称春秋战国时代。周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族群，初期活动在陕西、甘肃一带，周族的第一代首领带领周族在甘肃庆阳一带活动，《史记》记载，”文王，西夷人也”，后来周人逐步南下，进入关中，公刘时周部落迁居到豳（陕西旬邑），又经九世传位，越过漆（水）、沮（水）和梁山，至渭水流域岐山之南的周原，因此产生了周。周字的最初写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体，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周族文明程度较高，已经脱离游牧社会，进化为农耕部落了。
周文化可以说是汉文化的鼻祖，从现在保存的周代文献可以看出，周文化的核心即为“礼、乐”，“礼”，就是被称为《周官》的《周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礼乐，德则也”，这里的“则”就是法则、制度。所以《周礼》从狭义上讲是礼仪，但从广义上看是约束社会的制度规范，是治国的国家典制。
比如在《周礼》中六类官职，《天官·大宰》六典的划分，“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从上可以看出，《周礼》对官职设置的严密和分工的明晰，已经远远超出礼仪的范畴。
周文化中的“乐”同样是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不是单纯的娱乐之乐，《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声，乐以和其声”，就是在推行礼仪的时候和之以乐，重在潜移默化。虽然礼乐都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法典无疑起到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周文化在提倡礼乐的同时，也初步提出了德治天下的理念，《周易·系辞》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德”字在西周金文中屡见不鲜，《说文解字》云，“德，升也”，从字的组成看，从直（值）从心，就是要把心思放端正，正直。在周公《召诰》中总结了夏、殷灭亡的教训，“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初步提出了要敬德明德，要明德慎罚，达到以德配天，敬德保民，这在当时都是了不得的思想。西周文化是汉文化的雏形，它已经包含了汉文化的基本要素，也为其后春秋战国时期（东周）的汉文化火山式大喷发进行了充分思想准备，孔子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克己复礼”上，他还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充分体现了儒学作为汉文化的主流文化对周文化的继承。
汉文化的发展：
如果说西周文化是汉文化的雏形，那么东周则是汉文化呈火山式大喷发的时期，东周的前期称春秋，东周的后期称战国，“春秋”，代表一年四季，在周朝春秋两季是诸侯向周王室觐见的时节，鲁国的史书也叫《春秋》，所以“春秋”也是史书的代名词。“战国”则来源于西汉刘向所著的国别体史书《战国册》，史学家一般认为公元前453年，三国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水岭。
春秋时期还保持着诸侯国向周王朝觐见纳贡的制度，可见周王朝对分封的诸侯国还有一定的权威性，诸侯国对周王朝还保持着一定的敬畏心理。到了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争夺天下，混战不休，社会动荡面临着剧烈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国日益脱离了周朝统治阶级的羁绊，各国都迫切增强自己的国力，所以纷纷革新变法，除旧鼎新，在这个大环境下，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也应运而生，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积极向社会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门派林立，推陈出新，争奇斗艳，百家争鸣的文化大喷发。
几大学术流派：
儒家：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代表作品有：《春秋》、《孟子》、《荀子》。
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派之一，以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为师，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不偏不倚的中庸处世哲学，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与自身修养，是汉文化的主流思想源泉。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代表作品有：《道德经》、《庄子》。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为基础，以“道”诠释宇宙万物的本质、原源、构成、变化。其核心思想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但道家文化也具有浓厚的消极因素。
墨家：代表人物：墨翟，主要作品《墨子》，墨家是春秋战国时重要学派，这个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主要学术主张。“兼”，视人如视己，“兼爱”。爱人如爱己，“天下兼相爱”，就可以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倡导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墨家在思想上尊天事鬼，但又提出非命，强调靠自身强力从事。
法家：代表人物：李俚、商鞅、韩非子。主要作品《法经》、《孤愤》、《五蠹》等。法家主张礼法并重，刑德并举，“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打破旧贵族世卿世禄，开阡陌，废井田。奖励农战。承认土地私有，立军工者可授爵位。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可多”的政治理念。采取“法布于众”，“依法办事”，“刑无等级”，“法款稳定”的治国措施。但法家排斥道德教化的作用，轻视文化知识，迷信严刑峻法。除了以上介绍的主要流派，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许多其他的文化派别，如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等等。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能涌现出那么多的文化派别呢？其中推动历史的原因是什么？重要原因是在东周时期开始使用铁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对土地、人口、财富、生存空间有了更大的占有欲望，同时社会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社会关系发生了大变革，还有就是顺应时代变化，继承和发扬了夏、商、周的文化积累，最后是东周统治阶级的统治已经走向末路，社会分崩离析，诸侯国之间相互争夺霸主权利，都在革新图变，固步自封或颟顸不前，就意味着失败，所以统治阶级有变法强国的内在要求。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是汉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文荟萃，百家争鸣，是汉民族思想空前开放，大胆探索，学派纷呈和禁忌最少的时代，它的出现为以后汉文化的成熟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汉文化的成熟：
汉文化的成熟以西汉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记，秦始皇焚书坑儒，迷信强权政治，禁锢了汉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证明，轻视思想文化的政权将是一个短命的政权。当烧书的青烟还没有散尽时，貌似强大的秦政权就顷刻瓦解，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对后来的汉朝统治阶级无疑是惨痛的教训，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如何才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如何能顺应时代潮流使政权立于不败之地呢？这是困扰汉朝统治阶级生死攸关的首要问题。在汉武帝时，朝廷初期推行的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如何在政治经济上强化中央集权制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
在元光元年为了寻求合适的治国方策，汉武帝召集全国的贤良、方士、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儒士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统一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并指出：“现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汉武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些主张符合了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得到了汉武帝的青睐和认可，于是汉武帝确定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治国方略。
汉代董仲舒所说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已经不是春秋时代原始儒学了，它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等学说的精华部分，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其思想的主旨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神话专制制度主权，但保留了儒家春秋大统一思想，德政仁义思想和君臣观念，这与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相适应，所以从汉武帝开始，儒学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汉文化的正统思想和主流文化。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要选择“尊儒”呢？要找到所需的答案，就要回顾汉武帝的那个时期，汉朝是继续秦国后另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虽然也对王室成员和立功大臣封侯拜爵，但与周朝不同，汉朝封给王侯的土地只是采邑，不许可他们有个人的军队和武装。汉代名将周亚夫就是被人诬告私藏五百付盔甲而被下狱治罪的，这些制度是承袭了秦朝时的法制，所以有人说，秦制汉承。但汉武帝认为，秦在夺取天下时是成功的，治天下与安天下却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是治天下的方法，不懂得逆取顺守，最大的失败是用兼并六国的残暴办法来治理国家，这也宣告了法家暴力思想的破产。而儒家所倡导的大统一思想，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伦理道德教化，显然要比焚书坑儒可取，采用这些方式处理社会矛盾，就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和动荡。
其次，虽然是中央集权，但汉朝内部还是发生了七王之乱，外部北方强大的匈奴时刻觊觎着汉王朝的土地人口和财富，所以汉武帝极其需要寻找支持中央集权制的理论基础，而儒学的天人合一学说和君权天授学说，恰恰满足了汉武帝的要求而被采纳，从客观上说，儒学的兴起，对汉民族文化的大统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儒学在汉武帝建元五年被确定了官学，并设立了五经博士，同时罢免了其他诸子博士的设立，就是说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在官学以外，儒学成为唯一的独步天下的显学。但儒学即使成为显学，儒家内部还是充满许多不可调和的学术矛盾，这些学术矛盾在其后分化为两大派别，即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最大区别就是学习所用的典籍不同，今文经学学习的典籍都是依靠师徒口口相授，这样就师出多门，说无定法，加之又与阴阳五行联系紧密，多谶纬之学，带有浓厚的神学迷信色彩。但今文经学的谶纬说，符合东汉统治阶级的统治要求，因此在东汉初期，今文经学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大力吹捧，被认定为朝廷官学。
古文经学一般指秦朝以前，以文字形式保持下来的儒学典籍，在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士将一些儒家典籍埋藏在地下，夹墙和山洞里，躲过了那场浩劫，到了西汉中后期被相继发现，这一部分重新问世的文献，被称为古文经。学习、推广、研究和诠释古文经的学术活动，被称为古文经学。
儒家经学在先秦时期有六经之说，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乐》失传了，后人将其余五部经典称为《五经》。在王莽时期，古文经学开始得到重视，在东汉中叶，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贾逵、马融、许慎等，或以学识取高官，或开门授徒，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对今文经学谶纬谬误展开了无情地批判。这些经学大师强调训诂学对经学的重要性，对古文典籍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都做了精深的研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他们著书立说，鞭挞今文经学的妖妄，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族造字的基本法则，杨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这些著作都很好的解释了先秦儒家典籍，至今都被誉为理解古代文献的金钥匙。
至东汉大儒马融的显现，他一生三入东观（皇家书院），遍注群经，老年另辟蹊径，在家乡设帐讲学，广授门徒，从者常有千人。他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大力推广古文经学，他培养的入室弟子郑玄承其衣钵，以古文经学为宗旨，兼采今文经学的合理部分，彻底结束了今古文经学几百年的争论，至此，汉文化进入成熟期。
儒文化是汉文化的内核：
汉民族的文化从根本上讲，儒学是它的内核，一切文化活动与文化思想无不具有儒学的烙印，在当时虽然儒学被定为官学，朝廷设专门的博士讲授，成为取仕的唯一标准，但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典籍，因为先秦六国的书写习惯不尽相同，所以存在不同的版本和大量异体字，这就显得杂乱无章，让人们讲授和学习时无所适从。比如被列为五经的《诗》，从出处看，就有四个版本，齐国辕固所传的《诗》叫《齐诗》，燕国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国申培所传的叫《鲁诗》，鲁国毛亨所传的叫《毛诗》，《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就是在东汉被列为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有梁丘、孟氏、施氏、京氏等诸多版本，诸多博士各按家法传授。
学习典籍的混乱必然带来思想理论的混乱，在完成今古文经学之争之后，统一理论典籍的工作，就迫不及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在汉灵帝熹平四年，由大学者马日磾、蔡邕等人向朝廷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经文，由蔡邕丹书，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太学讲堂前。碑高一丈许，阔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为官学所立，共约二十九万零九百字，这就是中国最早刻于石碑上的官订儒家经文的范本——《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的出现，是由于文字的统一（《说文解字》）和蔡侯纸（书写纸）的发明，为东汉时期儒家经学的发达，订正儒学典籍正伪，平息学术纷争，为更好的学习传播儒学文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史书记载，“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者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当日盛况。
东汉王朝是汉文化内核的成熟期，也是民族伦理道德的成熟期，据《后汉书·儒林传·序》所云：“自光武帝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
汉代汉文化的发展一泻千里，恣肆汪洋，虽前期发展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汉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为典籍去芜存菁做了巨大的努力。从西汉汉宣帝的石渠阁会议，到东汉汉章帝的白虎观策问，再到汉灵帝时《熹平石经》的出现，才终于给几百年不休的争论局面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思想理论的统一，消除了内耗，天下大统，八紘归一。极其利于汉文化的发扬光大，从此长达两千多年的汉文化洪流如黄河长江之水，森森淼淼，浩浩荡荡，虽经历磨难，时至今日，仍然是人类文化中的耀眼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