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下能言之，上能听之，则王道光矣。谏于未形者，上也；谏于已彰者，次也；谏于既行者，下也。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夫谏始于顺辞，中于抗议，终于死节，以成君休，以宁社稷。《书》云：“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译文：忠良之臣侍奉君王，最首要的莫过于能直言相谏。臣子能大胆的向君王直言进谏，君王也能积极听取采纳，那么帝王之道就可以光大弘扬了。进谏，能在所谏之事尚未发生之前，使缺点、错误消失在萌芽状态，这种进谏方式属于上等；在事情或过失已经出现、发生了，再向君王直言进谏，这种进谏方式属于次等；在事情或错误已经造成不良后果了，再向君王直言进谏，这种进谏方式属于下等。至于帝王们已经犯了过失，有悖常理，臣子却不去谏诤，那就不能算是忠良之臣了。谏诤最好的方式是采用可以让君王顺心可意之辞去劝说，让他能够愉悦地接受。如果这样不能使其接受的话，就用据理力争的办法去争取。如果君王仍然不接受，最后的办法就是以死相谏了。通过以上方式成就帝王的善举，从而保证国家的安宁祥和。《尚书》上说：“木依绳墨砍削就会正直，帝王依从谏言行事就会圣明。”

本章讲解：

有一次唐太宗虚心地问魏征，明君和昏君的区别，魏征郑重地回答说：“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能听取和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以铜（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于是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广开言路，从谏如流，“下能言之，上能听之。”成就了一代伟业。

一个朝代的兴亡，往往与君王、大臣之间能不能良性互动有极大的关系，下级要有知无不言的忠良精神，针砭社会弊端，君王要有言者无罪的开阔胸怀，闻过则喜。由此可见大臣为国家服务，最重要的品质是敢于进谏言。

历史上君王纳谏与拒谏而引起的兴邦与亡国的故事很多，下面举三个事例，来看一下对不同意见采取不同态度而带来的后果吧。

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是齐国的大臣，身高而修长，形貌昳丽。有一天早上，他穿戴好衣服去照镜子，问妻子：“我与城北的徐公比较，谁更美呢？”妻子回答：“你更美，徐公怎么能与你相比呢？”城北徐公是齐国公认的美男子。邹忌心存疑虑，又去问身边的侍妾，侍妾说：“徐公怎么能和你比呢？”不一会有客人来访，邹忌提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徐公不如你啊！”

过了不久邹忌碰到了徐公，他仔细地端详徐公，认为自己不如徐公，回到家里照镜子，觉得与徐公差得远。

晚上邹忌躺在床上可睡不着觉了，反复思索这件事，妻子说我美是爱我，侍妾说我美是怕我，客人说我美是有求于我，都不是真心话。今天齐国地方千里，拥有一百二十座城池。宫里的侍女侍臣都讨好齐王，朝廷的大臣都敬畏齐王，四境的百姓都有求于齐王，大家都有私念，文过饰非，阿谀奉承，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有人说实话呢？由此看来齐王所受的蒙蔽是很大的。

第二天邹忌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齐王，王曰：“善（好）。”于是下了命令，群臣吏民能当面说出齐王的过错，受上奖，能上书直谏者，受中奖，能在市井巷陌议论国政者，被齐王听到，受下奖。

开始时，“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几个月后，偶然还有提意见的人，“期年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但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周围的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说后“皆朝于齐。”

当今社会都讲国家（公司）的软实力，齐王只是能虚怀若谷地接受臣下百姓的意见，就实现了国家的大治，不费一兵一卒，周围的燕、赵、韩、魏都来朝拜。大臣能尽忠进谏，君王能纳谏如流，就是国家软实力的最大的表现啊！

李斯《谏逐客书》

秦国的君王是因为给周天子牧马有功，才封于秦地的，所以秦王受封最晚，在诸侯中也没有什么地位，被其他诸侯轻视。

在秦孝公时，由于进行了商鞅变法，国力逐渐提升，加上秦兵身体剽悍，骁勇善战，攻城略地，四处征伐，秦国的崛起给其他诸侯国造成很大压力。韩国人郑国为了削弱秦国的国力，使秦国无暇旁顾，就向秦王建议修水利，用来遏制秦国向外扩张。秦王采纳了这个意见，集全国之力兴修水利，这就是关中地区今天还在使用的郑国渠。

郑国渠还没有建成，就有人看出这是韩国用的“疲秦之计。”秦王听了大怒，下逐客令，把在秦国外来的朝臣谋士统统赶走。

这时有一个叫李斯的楚国人上书秦王，他说：“大王要驱赶在秦国的外人，臣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过去秦穆公求士，西边来了由余，东边来了百里奚，宋国有蹇叔，晋国有丕豹和公孙支。这五位人才都不是秦国人，得到秦穆公重用，获得了周围二十个小国的土地。秦孝公启用商鞅，‘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效力，诸侯亲服。’获得土地几千里，这是今天国家强盛的原因。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打破六国连横，西吞巴蜀，南取汉中，北并上郡，占领了大片肥沃的土地，迫使那些国家，面西侍秦。秦昭王得到了范雎的帮助，废掉了外戚专权，巩固了王室权利，打破了贵族的垄断局面，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步侵吞诸侯，使秦国逐渐成为了傲视群雄，地域辽阔的帝国。这四位秦王就是借助外来谋士大臣的智慧和力量，才建立了旷世伟业，由此看来，那些外来的大臣谋士没有辜负秦国，如果秦王心胸狭窄，弃而不用，那么还有今天秦国的富强么？还有秦国今天显赫的威名么？再者君王喜欢的昆山之玉，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灵黾之鼓，没有一样出自秦国。后宫妖冶的宫女选自赵国，悦耳的音乐也不是纯正的秦声，大王都能快意当前的享用。为什么取士就不同，不问可否，不论曲直，不是秦国人就一律排斥呢？这不是重物轻人的表现吗？也不是跨四海，制诸侯的做法啊！”

我还听说：“地广粮多，国大人众，兵强士勇，故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君王不离开百姓，才能明其德。如今大王把百姓驱赶到敌国，斥逐谋士去帮助诸侯，这种做法使天下之士裹足不前，西不入秦，那不是给敌寇增兵，给强盗送粮的愚蠢办法吗？呜呼！物不产于秦而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秦王听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取消了命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上面两则故事讲得都是臣下勇于进言，君王勇于纳谏，终成大业的事情。那么历史上也有刚愎自用，对谏言充耳不闻，一意孤行，甚至采取打击排斥的态度，最终丧失江山社稷，不得不吞下自己亲手酿成的苦酒。

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

春秋时的吴国、越国是经年争战无休的两个敌对国家。公元496年，吴王起兵去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也受了重伤，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替他报仇。夫差牢记父亲的话，日夜加紧练兵，准备攻打越国，报仇雪恨。

过了两年夫差带兵把勾践击败，越王被包围在一座土丘上，无路可逃，准备自杀。这时勾践的一位谋士对他说：“吴王贪财好色，不如带上厚重的财宝和美女向他乞降。”勾践听了谋士的话，就派他为使臣，带着珠宝和美女西施去请求吴王准许他投降。

勾践的使臣见到了夫差，献上财宝和美女，说：“越王愿意向大王投降做您的属下，伺候吴国，请吴王饶恕他。”

这时吴国大臣伍子胥站出来大声说：“吴国和越国是争战多年的宿敌，胜利来之不易，况且越王勾践深谋远虑，手下的谋臣精明强干，这次放了他们，回去后就会想办法报复吴国，大王万万不可接受他的诈降！”夫差看了看堆积如山的珠宝，又看了看有倾国倾城相貌的西施，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忠谏，答应了越国的投降，带兵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军后，勾践带着妻子到吴国伺候吴王，牧马放羊，想方设法讨吴王欢心，三年后，夫差不顾伍子胥激烈的反对，轻率地相信勾践的承诺，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国后，奋发图强，准备复仇，他怕自己贪图安逸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每天夜里枕着兵器睡在稻草上，还在房梁上悬挂了一只苦胆，早上起来就去尝尝苦胆的味道（卧薪尝胆）。还到深山里采集巨木送给吴王夫差，派能工巧匠到吴国，帮助吴王大兴土木，建设华丽的宫殿，在生活上进一步诱惑吴王腐化，削弱吴国的国力。

经过十年准备，越国兵精粮足，转弱为强，等来了复仇的机会。而吴王战胜越国后，认为没有后顾之忧，贪于享乐，沉迷于西施的美貌之中，他又狂妄自大，不顾国内凋敝和人民生活的困苦，经常带兵与邻国打仗，国力渐渐消頽，他还听信佞臣谗言，杀了对国家忠心耿耿的伍子胥，伍子胥被杀时悲愤地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眼睛剜下来，挂在都城的南门上，我一定能看见勾践从这个城门打进来。”

其后发生的一切，都如伍子胥生前预言的那样，吴越之间经过两次战争，吴国朝纲败坏，民心涣散，屡战屡败，吴王夫差求和不成，才后悔当初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拔剑自杀。

由此看来，进谏和纳谏是关系到国家社稷生死存亡的关键，对君王“违而不谏，非忠臣也。”有人说作为动物，狐狸最值钱的是皮，牛羊最值钱的是肉。作为人，最值钱的是骨。这里说的“骨”是一身正气，铮铮铁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视死如归，铮铮铁骨的忠臣志士，从来就不缺乏前仆后继秉笔直书的春秋董狐之笔，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具有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精神文化血脉。所以马融在《忠经》里说：“夫谏始于顺辞，中于抗议，终于死节。”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不惮以死抗争。生命诚可贵，忠义价更高。中国古代士大夫历来都讲究养气，养的是天地间浩然之气，就是今天所说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古往今来令人高山仰止的士大夫精神啊！

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没有了君王，说真话道实情，再也没有生死之虞。那么讲忠谏精神还有现实意义吗？为了公司和团体的共同利益，坚持正确的观点，摒弃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大胆地对错误观点和做法提出批评，不怕别人误解，更不计较得失，担当道义，不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不做随波逐流的水浮萍，要学那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松，还是需要一点精神，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这也是检验个人修养素质高低的试金石，这正是忠谏文化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