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东汉经学大师马融在他所著的《忠经》里郑重提出：“忠道”是天下第一要道。“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这位伟大的圣贤以毕生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提出的高尚理念。无奈他生不逢时，空有满腔热情，却报国无门，反遭奸臣迫害，以致被世人诟病，留下了千古遗憾。
　　但真正的英雄历史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思想历经岁月的漂洗越发璀璨无比，光芒四射。在他死后的数千年里，他所提出的“忠道”理念被历朝历代推崇备至，造就了一个个繁荣盛世。他的“忠道”思想在其后裔马周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再现。本书依据《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大唐王朝》等历史典籍的记载，收录了马融和马周的相关事迹，作为“忠道”理论的实践读本，以期对治世明道有所裨益！



忠 道 有 痕

　　马融，字季长，祖籍陕西右扶风。我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汉代诸多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他博学多才，名重海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精通十一经的大儒，也是“忠”文化的开创者，从他开始，“忠”文化才有了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基础。
　　公元79年，马融出生在东汉一个皇亲贵族之家。四爷是名将马援，姑姑是明德马皇后，父亲马严是当时的将作大匠，备受皇帝赏识。因此，马融从一出生便笼罩在家族荣耀的光环里，尊贵无比，衣食无忧。但马氏家族并不像一般的贵族之家，让子孙后代依仗先辈的功勋坐享其成，而是发扬其良好的家风，对子孙的教育颇为严苛，并创办了马氏私立学校。马融从小就与家族子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才高貌美，聪慧过人，少年时期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智和见识，以至于私塾先生都教授不了他。父亲马严看出这个儿子不同凡响，于是就给马融另寻名师，让他在当时号称“关西夫子”的终南山隐士挚恂门下学习。在这里马融的聪颖好学更是让挚恂另眼相看，为了心无旁骛的学习，马融又让人在终南山筑起了石室，在里面苦读数年。在挚恂的指导和他个人的努力下，诸子百家样样精通，几年后马融已成为三辅之地有名的才子，同时也收获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娶了挚恂的女儿当时的才女碧玉为妻。
　　汉永初四年（公元110年），马融在当时的大将军邓骘的举荐下，进入东观担任校书郎中，从此开始了他为国尽忠的宦海生涯。
一、心怀社稷，直言进谏
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邓太后临朝听政，主张兴文匽武，全国各地，朝廷上下，纷纷响应，大肆新建学堂、书院，武士弃武从文，兵器收缴入库，练兵场变成了耕地，狩猎场荒废。马融看到这种形势非常担忧，因为当时边疆仍旧动荡不安，兴文匽武的结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不顾诸多亲友的劝阻，坚持上奏《广成颂》，针砭时弊，建议朝廷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文武并举。这直接与邓太后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结果邓太后大怒，马融被定忤逆之罪，遭禁锢东观十年不得升迁（实禁锢六年）。但即便是在禁锢期间，马融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充分利用时间，深入研究各家典籍，遍注群经，正本清源，匡校歧义，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古文经学后来才得以昌明，并盛行于世，被越来越多的儒者所接受和学习，由此奠定了大汉文化的坚实基础。
　　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后，将马融召回郎官部门，让他重新担任讲授经典和各类书籍工作。后来又担任了河间王厩长史、许昌令、扶风功曹等职，他每到一处都恪尽职守，颇受百姓的爱戴。公元133年，马融因政绩显著调任武都太守，公元140年，陇西羌族叛乱，朝廷派征西将军马贤和护羌校尉胡畴带兵征讨，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守势，行军缓慢，不敢主动进攻。马融时任武都太守，对边关的敌情非常了解，知道这样下去肯定必败无疑。在这危急关头他直言进谏，慷慨请缨！并呈破敌之法，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之内平定叛乱。但朝廷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战事果如马融所言，马贤大败战死沙场。
　　不久他又二次上疏，指出西部和北部边境兵力不足，西羌和北狄必然会伺机而动，要尽快加强这两个地方的军事力量。他的奏章还没有回音，就发生了陇西羌族反叛、乌桓侵略上郡的事，印证了他对战局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
二、为尽忠道，身不由己
马贤战败后，羌族更加猖狂，边关动荡不安，公元141年春，马融奉旨调回京都担任中郎。马融调回京都之时，正值梁太后之兄、大将军梁冀与太尉李固的矛盾日益激化。李固因天性耿直、直言不讳，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与梁冀的意见不合，而遭到梁冀的嫉恨。在顺帝驾崩之后李固又向梁太后进谏，将不符合要求的一百多名官员全部予以免职，这些被免职的百余名官员对李固恨之入骨，于公元145年共同控告李固，奏章呈上后梁太后没有听从。公元146年，质帝在位，年仅八岁，只因说梁冀是跋扈将军，就被梁冀毒死。质帝死时太尉李固正好在场，李固想追查下毒之人，梁冀担心事情败露，对李固更加深恶痛绝。质帝驾崩后，在拥立皇帝之时李固一派拥立清河王刘蒜，而梁冀一派则拥立蠡吾侯刘志。随后，李、梁两派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太尉李固被免职，蠡吾侯刘志最终被梁冀一派拥立为皇帝，即汉桓帝。梁冀因拥立桓帝有功，所得恩宠无人能比。而李固却因为拥立皇帝一事被桓帝厌恶，于是授意梁冀想法除掉李固。马融在朝廷洁身自好，不参与派别之争，不屑与梁冀之流为伍，这让梁冀心里很不爽，于是梁冀便借刀杀人把苗头对准了洁身自好的马融。公元147年末，梁冀暗传桓帝旨意，逼迫马融起草弹劾李固的奏章。“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马融为奉行忠君之道，于万般无奈之中，做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而被世人指责，枉担了一身骂名，其悲剧命运令人唏嘘嗟叹！
三、忠臣被诬，身陷囹圄
李固案之后，马融又被调往南郡担任太守。在去南郡任上，马融特意去拜访了当时的贤士梁不疑。梁不疑是梁冀的弟弟，但他与梁冀的品性截然不同，他为人正直，性情高洁，因喜好儒家经书，乐于接待品学兼优之士，而被梁冀憎恶，并且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举动。因此，马融拜访梁不疑之事很快就被梁冀知道了。又因马融一向看不惯梁冀跋扈嚣张的样子，对梁冀的恶劣品性非常厌恶，政见上与之多有不和，因此就被梁冀怀恨在心。不久，梁冀就暗中指使他的爪牙诬告马融在南郡任职期间，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罢免了马融的官职，把马融投入监狱中，处以髡刑，发配到朔方，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马融不堪屈辱，自杀未遂。后来被赦免回到朝廷，重新在东观著述，此时的马融已到了垂暮之年，奸佞当道，壮志难酬，使他从此了断了居庙堂之上而广济天下的雄心。公元159年，在梁冀一党被诛杀后，马融回到了家乡扶风，开始专心致志的完成他心中最后的愿望。
四、绛帐传薪，教化四方
　　马融一生不论身居官场还是身处民间，都在不遗余力的传播汉文化。他讲学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地便广纳生徒，亲坐高堂，呕心沥血，孜孜传经，而且“有教无类”，只要有心向学者均可以参加学习。马融的这一举措，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受到了各地老百姓的大力欢迎，在官邸、在庭院、在集市、在乡村......都留下了马融讲学的身影。
　　公元159年，已经80岁高龄的马融告病还乡，回到家乡扶风，设帐讲学，将他毕生所学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后人，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子纷纷慕名前来学习，教学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绛帐传薪”的典故和“传薪草”的故事都是因马融而来。马融所创立的私学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学者程允升在其所著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写道：“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孔子居杏坛，贤人七十，弟子三千。”更是把马融放在孔子之前，足以见后人对他的尊崇。民间至今仍流传着二副对联，一副是：“铜柱宣威东汉集勋屡出将相云才，忠经传世西秦开化裁成绛帐冠童”。另一幅是：“绛帐夜晚灯下传薪，东汉大儒没过马融”。通过这两幅对联就可以看出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更能说明他当时设帐讲学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五、高风亮节，忠道楷模
　 马融的一生跌宕起伏，平凡而又伟大，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就像红烛一样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他一生经历了八位皇帝，先后担任过东观校书郎、许昌令、扶风功曹、武都太守、南郡太守等职。当时皇帝多年幼或懦弱无能，无力处理国家政事，结果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的局面，官场黑暗。马融在这种形势之下屡屡上书进谏直言，以求为国尽忠，但提出的建议不被采纳，救国之愿难以实现，反而屡遭困厄，身陷囹圄。
　　他在暮年之时，怀着壮志未酬的满腔遗憾告病还乡，回到家乡扶风，授徒传薪，利用生命中最后的八年时间，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后人。纵观马融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忠道，不求浮华虚名，只求责任担当。公元166年，马融走完了他88岁的人生历程，安然离世。他要求弟子们在他死后不树碑、不立传，只求默默无闻。就像他的一生从来都是视名利如粪土，不求彪炳史册，只求为国尽忠，有益家国，有益后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但真正的英雄，历史是不会遗忘的，翻开《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他点点滴滴的故事便跃入眼目。在他的挚友、他的弟子、他的后裔身上无不折射出他夺目的光芒，他的挚友张衡、许慎、窦章、刘珍、崔瑗等都是当世名杰。他的弟子成千上万，遍布全国各地，弟子里出了很多像大尚书卢植、“经神”郑玄这样名传千秋，堪为士之楷模的杰出人物。再传弟子刘备更是以忠义立世，深得民心，得以三分天下。他的两个女儿才貌俱美，其事迹被记入了《后汉书·列女传》，他的族孙马日磾以才学入仕，官至太傅。他的后裔马周是唐朝有名的宰相，李世民在他的辅佐下，开创了“贞观盛世”。
　　从历史上有关马周的记载中，我们发现他的事迹，竟然与他的先祖马融有出人意料的相似之处。但马周比马融幸运，他辅佐的是一位贤明的君王，久旱逢甘霖，明君遇贤臣，所以能施展鸿鹄之志，仕途顺畅，千古流芳。而马融却历经坎坷，壮志难酬，备受冷落，就连《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对他颇有微词。因为马融无人企及的学术成就，寒门士子出身的范晔虽然在《后汉书》中给才高盖世的马融独立做传，但从内心深处，他是不喜欢马融的。马融皇亲贵族的出身，风流倜傥的做派显然为范晔所不齿，以至于《后汉书》里对马融“盖棺定论”的评价明显掺杂了作者太多的个人喜好，这显然是不公正的。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深入研究，我们被马融的高风亮节所震撼，也为他的传奇人生唏嘘不已......
　　时隔400多年，马融的直系后裔马周出现了，他一丝不苟的继承了马氏的良好家风，马融的“忠道”理论在马周身上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实践。
六、一脉相传，贤相马周
　　马周何许人也？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县人，马融直系后裔。这位唐初大臣，在文学史上排不上号。他的名气，在其传奇性的经历。他生于普通农家，幼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却勤奋好学，广搜博览，以至满腹经纶，尤其精通《诗经》、《左传》，并熟读《忠经》，立志为国尽忠。因生性豪放不合于时，浪迹天涯，后到长安给中郎将常何做门客。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要全体朝臣呈奏治国方略，常何因是武将，就让马周替他撰写奏章，于是马周写了二十多条建议，让他禀奏太宗，奏章呈上后条条都合唐太宗心意。唐太宗对常何的才能感到惊异，询问他，常何回答说：“我没有这个能力，是我家客人马周写的。”太宗听后立即要见马周，还没有到时，派人请了四次。马周来后，两人相见恨晚，谈得很愉快，于是就安排马周在门下省供职。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任命马周为监察御史，每次奉命出使都符合唐太宗旨意。由于常何推荐了马周，唐太宗赐给他三百匹绢。
　　这年，马周呈递奏疏说：“小臣我每次阅读儒家经典，都从前代圣贤的忠孝事迹中得到启发，我虽然是个平庸的人，但私下仰慕他们的高风亮节，总是合起书本深思，希望达到他们的境界。我因不幸，年幼时就失去了父母，奉养父母的孝心已无法实现，日后可以做的事，只有尽忠而已。因此徒步行程两千里来归附陛下，陛下不因为我愚昧无知，破格优待录用我。我私下前思后想，无法报答陛下的恩情，只有献上微贱的身躯和赤诚的心，供陛下参考。”
我看到大安宫在宫城的西边，住宅宫殿的规模，同皇宫比，还要矮小。我认为东宫太子的住宅在宫城里头，大安宫是太上皇的住宅，却在宫城外边。虽然太上皇有意倡导朴素，存心清静节约，陛下难违太上皇的心愿，珍惜百姓的人力物力；但外国外族使者进京朝见以及天下百姓看到听到这事，总算美中不足，我希望为大安宫建筑城墙，兴修门楼，务必做到宏伟壮观，从而满足全国臣民的心愿，那么您精诚的孝心就显示于天下了。
“我又看到陛下的诏令，于唐历二月二日游幸九成宫。我私下考虑太上皇年事已高，陛下应当朝夕侍奉，早晚问安。现在要去的九成宫离京城三百多里，您一动身就是十天的路程，是不可能一个早晚到达的。太上皇一旦思念激动，想立刻见到陛下，那时怎么赶得到呢?再说现在到九成宫去，本来是为了避暑。然而太上皇尚且留在炎热的住房里，但陛下自己跑到凉爽的地方去，想到古人冬天让父母温暖、夏天让父母凉爽的做法，我私下感到不安。不过诏令已经发出，事情已成定局，希望公布速去速回的日程，以便消除人们的疑惑。”
　　“我还见到诏书，委任皇族功臣到各地掌握军政大权，子孙后代，继承官职权力，不出大的乱子，就不罢免。我私下揣摩陛下这么做的本意，实在是爱护尊重他们，希望他们子孙后代永保功业，同国家一道福寿绵长。我认为要真正达到您的本意，陛下就得考虑一种让他们安全富贵的措施，而不用世袭官职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像尧、舜这样英明的父亲，还出了朱、均这样不肖的儿子。如果幼小的孩子继承官职，万一骄横或者愚笨，百姓就会遭殃，国家就会受害。中断他的官职吧，他前辈的功业还在；保留他的官职吧，他的罪恶昭彰。与其给活着的黎民百姓留下祸害，宁愿对死去的一位功臣割舍恩情，这个道理太明白了。那么本来是爱护他们的措施，却恰恰成了伤害他们的根源。我认为授予封地，赐给俸禄，一定要有才干品德，按照他能力大小衡量封赐高低，那么即使没有着力庇护，也能避免遭受祸患。从前东汉光武皇帝不让功臣当官，作为保护他们世代安全的措施，是很正确的。请陛下仔细考虑一下这件事，使得皇族功臣承蒙您的大恩，子孙后代永享福禄。”
“我还听说圣人教化百姓，没有谁不把孝作为根本。所以说：‘讲孝没有什么比尊敬父母更重要，尊敬父母没有什么比祭天时请祖先分享更重要。’又说：‘国家大事，是祭祀和战争。’孔子也说：‘我不同意祭祀如同不祭祀的说法。’这说明圣人对祭祀何等重视。我回忆陛下登位以来，宗庙的祭祀活动，还不曾亲自举行过。私下推测您的想法，大概是御驾外出，人力经费需要太多，所以克制孝心，以减轻百姓负担。这就造成一代史籍，没有皇帝到宗庙祭祀的记载，准备怎么为子孙着想，给后世垂范？我明白大孝不在祭祀本身，但圣贤的师长，本来就要违心顺应时尚，请圣上的慈心体察我的诚意。”
　　“我还听说造成美好风尚的办法，在于寻求德能兼备的人才，审慎地任用官吏；治理朝政的根本，在于表彰清正廉洁，惩治贪污腐化。孔子说：‘只有声望和地位，不能借用。’这是说谨慎用人至关重要。我看王长通、白明达出身乐师，是地位低微的杂职官吏，韦般木提、斛斯正就更没有别的本领，只懂养马驯马。即使技艺出类拔萃，可以选用，宁可多多赏赐财物，让他发财；怎能排进文士行列，越级授予高等爵位。这就使得文武百官朝拜、外国使者觐见时，马倌艺人腰间系着玉佩，脚下拖着鞋子，跟德高望重的朝廷大臣并肩站立，同席吃饭，我心里觉得受了侮辱。不过早已做了任命，即使不便补救，我认为应当不把他们放在朝臣里头，而安排到士兵里去。”太宗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不久授予他侍御史头衔，担任朝散大夫职务。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马周又呈奏疏说：“我一一思考了以往各个朝代，从夏朝、商朝到汉朝占有天下，传承王位，长的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因为多积功德，广施恩惠，大得人心。难道没有昏君，靠着先哲辅佐才幸免亡国。从曹魏、晋朝以来，直到北周、隋朝，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就灭亡了。实在是由于创业的君主，没有致力于广施恩惠教化，当时只能保住自己的帝位，没有多的恩德使后辈怀念。因此，继位的国君法纪教化就逐渐衰微，一个老百姓大喊一声，国家就土崩瓦解了。如今陛下虽然凭着武功平定了天下，但是积累恩德的时间太短，本应设法尊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略，广施恩德教化，使得恩惠多余出来，作为子孙万代立国的根基，怎能只想刑赏教化不出差错，以便保住当今的政权就行了呢？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虽然按照民情实施教化，根据时势有宽有严，但是最为重要的只有对自己节约朴素，对百姓施恩布德这两条是当务之急。那么他的万民百姓就会像喜爱日月一样爱戴他，像敬畏雷霆一样敬重他，这就是国运久长不出祸患的保障。”
“如今百姓刚刚经过死丧祸乱，劳力只有隋朝的十分之一。但是无偿供官府差使的劳役，道路上一个接着一个，哥哥才走弟弟又来，头尾不断，路远的来去五六千里，一年四季，没有一点休息时间。陛下虽然不时下诏命令削减，但有关方面的工程不愿停止，自然需要人力，白白地发了诏令，征用劳役依然如故。我多次调查，近四五年来，百姓很有意见，认为陛下不保全抚养他们。古代唐尧茅草屋顶，泥土台阶，夏禹穿粗布衣裳，吃粗劣饭菜，我知道如今不能照搬。西汉文帝舍不得耗费一百金，停止了露台工程，把装书的布缝在一起当宫殿的帷幔，他宠爱的慎夫人不穿过长的裙子。后来景帝认为织绣花纹的红色绶带太费女工的时间，特发诏令取消，因此百姓安居乐业。后来武帝虽然极端奢侈，但是靠着文帝、景帝留下的恩德，因此民心没有动荡。假如高祖刚刚开创西汉基业，紧接着就是武帝大加挥霍，国家一定不能保全。这些距离今天比较近，事情的始末很清楚。现在京城和益州等地，制造进贡的器物和各王侯、妃嫔、公主的衣裳装饰，舆论都不认为俭朴。”
　　 “我听说前辈天未亮时就起床工作，后辈还会懒惰懈怠；按照人情事理制定法律，它的不足还会酿成祸患。陛下年轻时生活在民间，了解百姓的疾苦，隋朝的成功与失败，都亲眼看到，尚且这样不知体恤民情。皇太子在深宫出生长大，没有经历民间生活，到您万岁之后怎么办？本来是您应当担心的。我探讨古往今来的史实发现，只要百姓怨恨背叛，聚集起来闹事，国家没有不很快灭亡的，国君即使想改过悔罪，还没有能够重新安定保全的。凡是想抓好刑赏教化，应该在可以抓好的时候抓好，如果等到事变发生再后悔，就无益了。所以国君往往看到前一个朝代的灭亡，就知道灭亡的原由是刑赏教化没有抓好，却都不明白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失误。因此商纣王耻笑夏桀的灭亡，而周幽王、周厉王也耻笑商纣王的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耻笑北齐、西魏的亡国。我们今天看待隋炀帝，也像隋炀帝看待北齐、西魏。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我担心后人看待我们，也像我们看待古人。’这话不能不引以为诫。”
　　“上十年前的贞观初年，全国上下厉行节俭，一匹绢才换一斗米，但天下平安。百姓知道陛下很爱惜他们，所以人人安心，都无怨言。从贞观五六年以后，连年丰收，一匹绢能换十多石粟，但百姓都认为陛下不关心他们，全有怨言。还由于眼下经营兴办的工程，很多是不必急于去办的事。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财物积蓄的多少，只在百姓的欢乐与痛苦。暂且用近年的事实来验证这个道理，隋朝洛口仓积贮的粮食，被李密使用；洛阳积贮的布帛，被王世充占有；长安仓库积贮的财物武器，也成了我朝的财产，至今还没用完。假使洛口、洛阳没有积贮粮食衣料，那么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集那么多兵众。不过积贮财物本来是治理国家的正常事情，但应该在百姓有了余钱剩米之后才能收纳，怎能在百姓困乏忧愁的时候强行收敛，反而资助了敌人，积贮再多也无益处。然而节俭以便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贞观初年，陛下曾经亲自实行过，所以现在实行是不难的。一旦实行这个政策，那么全国百姓都知道后，就会载歌载舞欢庆了。如果百姓已很困乏后还不停地征用，一旦国内遭受水旱灾害，边境发生外敌入侵，狂妄狡诈之徒乘机暗中发难，就会出现不可预测的祸患，不只是您自己勤理朝政就能完事的。古话说：‘打动人心要用行动不用宣言，顺应天意要用真诚不用形式。’凭着陛下的圣明，实在是想振奋精神理好朝政，不必麻烦采用远古的方略，只是恢复到贞观初年的样子，国家人民就幸运得很。当年贾谊告诉汉文帝应该放声痛哭深长叹息的话，说的是当韩信在楚称王、彭越在梁称王、英布在淮南称王时，假使文帝登了皇位，一定不会天下太平。还说的是文帝当时靠着儿子们年纪还小，又有辅导老师约束才暂时无事，一旦他们长大，必然会出乱子。以后各代，人们都认为贾谊的说法是对的。”
　　“我私下观察曾经帮助陛下平定天下的各位武将功臣，他们都按既定规章依靠薪俸生活，为朝廷效命，没有像韩信、彭越那样难以驾驭。各位皇子年龄都小，长大之后，只要陛下在位，不会产生非份企图。但是对于您万岁之后的事情，不能不担心。打从汉朝、晋朝以来，搞乱天下的，哪次不是王侯？都是由于安排失当，又不预先制约，因此走向灭亡。国君明明知道这种情况，但是沉迷于一己私情，所以不能吸取历史教训。如今国内百姓很少，王侯很多，给予的恩惠待遇，有的过于丰厚，我的忧虑，不只是担心他们依仗皇上宠爱而骄傲自负。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后来魏文帝登位，就把陈思王软禁起来派人防守，如同对待囚犯。因为武帝对他的恩惠太多，所以文帝怀疑，担心他篡位。这就是武帝宠爱陈思王，恰恰是害了陈思王。再说帝王的子弟何愁不能富贵，他靠着朝廷给养，封给他收纳租税的户数又不少，穿好吃好之外，还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呢?却每年额外赏赐丰厚的财物，完全没个限度。俗话说:‘贫穷不必仿效节俭，富裕不应学习奢华。’是说要顺其自然。如今皇上开创基业，怎能只顾安顿现在的子弟，应该制定长治久安的法规，让千秋万代遵奉执行。”
　　又写道：“一国之君，应把百姓作为根本。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就靠刺史、县令这些地方官吏。县令很多，不可能全都有德有才，如果每个州有一位好刺史，全州百姓就能休养生息，各州刺史全都符合皇上心意，那么陛下在朝廷无为而治，百姓就会安宁。自古以来郡守、县令都要选拔有德有才的人担任，打算提为宰相的人，必须先派往州郡任职考核，或者从郡守、知府中调进。如今朝廷只是注重任免朝臣，对选拔县令、刺史很不重视。州郡刺史多半是武将功臣充任，有的是当京官不称职，才派往地方。那些折冲、果毅一类的将官当中，体质好的先调进朝廷任中郎将，差些的才委任为州官。边远地区，在用人方面更加随意，其中以才能但任职务，凭道德品行被举荐提拔的，不到十分之一。百姓还不安宁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上奏之后，太宗称赞了很长时间。
　　在这之前，京城各条街道，每到清晨初夜，都派人喊话提醒居民防火防盗。马周奏请太宗在各条街道安上大鼓，到时敲鼓提醒居民，不用喊话的办法，人们感到简便，太宗给予他加倍的奖赏。不久任命他为给事中，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改任中书舍人。马周机警能辩，善于陈事进言，很会发现问题，一说就准。太宗曾说：“我对马周，一会儿不见就想念他。”中书侍郎岑文本对他亲近的人说：“我多次亲见马君论事辩理，他引经据典，以古证今，抓住要领，避开枝蔓，字句精练，道理确切，一个字不能加，一个字不能减，听来文理并茂，令人忘掉疲倦。战国的苏秦、张仪，西汉的终军、贾谊，应该正是这个样子。不过他像鸢鸟两肩高耸，像火焰满面通红，飞升一定很快，恐怕不会长寿。”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马周调任治书侍御史，兼任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晋王立为皇太子时，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宰相），兼任太子右庶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提升为中书令，仍旧兼任太子右庶子。马周身兼皇宫、东宫两处职务后，处理政务精细周密，获得了人们的赞扬。太宗亲征高丽，皇太子在定州担任监军，命令马周和高士廉、刘洎留下辅佐皇太子。太宗回京后，马周以中书令的身份代理吏部尚书。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任银青光禄大夫。
　　马周患了糖尿病，整整一年不见好转。当时太宗游幸翠微宫，命令寻找风景秀丽的地方，为马周修建宅第。前去诊病探望的名医中使，络绎不绝，太宗常常命令送御膳给他，亲自为他调药，皇太子亲自前去探望。马周临去世前，要回他的一大帙书函陈事表章，亲手烧掉，感慨地说：“管仲、晏婴披露国君的过失，追求死后留名后世，我不愿这样做。”一代贤相之无私心胸，昭然若现。
　　马周在贞观年间辅佐唐太宗积极建言献策，在一定程度上为“贞观之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新旧唐书中对马周的记载并不太详细，但马周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难以磨灭。他以自己卓越的治国之才，协助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盛世。李世民为表彰马周对大唐的杰出贡献，曾亲笔为马周题辞：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如此高的评价，在名臣云集的唐朝初年也属少见。
七、贞观之治，凸显忠良
　　贞观之治是继汉朝文景之治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贞观初年，登基伊始，刚当上皇帝的李世民就对大家说：“隋炀帝很聪明，但他拒谏塞听，文过饰非，手下的臣下也明哲保身，三缄其口，可结果却是，自己身败国灭，大臣也如云飞星散，家破人亡，这就是惨痛的教训啊！” 唐太宗仪表威严，面容严肃，臣子觐见时大都战战兢兢，他就尽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使大家知无不言，敢于说话。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得人之要，惟在纳谏”。马周进谏说：“节俭治国，力戒奢侈，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在他即位后，还住在隋朝留下的旧宫殿里，在贞观初年并没有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到南山巡游，车马仪仗都准备好了，但他看到兴师动众需要这么多人，害怕大臣事后进谏，就打消念头不去了。
　　马周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家兴衰的权衡标准，他说：“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于是唐太宗就取消了隋朝的横征暴敛，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减轻百姓的负担。贞观五年，皇太子举行加冕大礼，征调各地府兵做仪仗队，唐太宗认为当时正是农忙季节，举行大典要影响农事，便下诏推到秋天农闲时举行。
　　为了进一步减轻人民负担，唐太宗曾一次下诏释放宫女3000人，并精简政府机构，合并和取消了国内许多州县，中央各官府从7000多人，减少到600多人，同时严令禁止厚葬。为了给臣下做出榜样，他在安排自己陵寝时，“以山为陵，容棺而已”，他死后就安葬在礼泉的九嵕山上。
　　由于唐太宗实行了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社会经济在贞观年间得到了空前回升，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全国连续出现农业大丰收，粮食价格下跌，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记载在贞观中期，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派升平景象。
　　唐太宗采用了马周藏富于民的建议，百姓不再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使贞观年间的社会治安明显好于前代，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29人。贞观六年，全国被判死罪的有390人，官吏报告到唐太宗那里，他看到后起了恻隐之心，下令全部释放回家，相约第二年再回京师服刑。第二年秋天，全部犯人按时报到，没有一人逃脱，唐太宗下令赦免了他们的罪状，真正实现了马融所说的“明国法以至于无刑”。
　 在国力空前强大的唐朝，唐太宗派兵征服了威胁唐朝领土的东、西突厥，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复了阴山至漠北的广大地区，使得唐王朝在当时边境地区各族中的威信大增，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上天派下来的最高首领。
　　贞观时期，大唐王朝与世界各地的交往空前活跃，许多国家的使者、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来唐朝访问学习，把中土的先进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唐太宗对这些国家采取了极为开放和友好的态度，并允许他们长期在中国居住，还可以与中国人通婚，唐朝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会。
　　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纸张在这个时期开始大量销往波斯等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力更大了。在贞观五年，日本派遣了历史上第一批遣唐使，来唐朝学习，以后这种单方面的输出与影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重要。在贞观十九年，日本发生了“大化革新”，全面地吸收和复制唐朝的文化、政治、官制、田亩制、府兵制和刑法，得益匪浅，大大地加快了日本国的历史进程。
　　太平盛世的唐王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固然与唐太宗勇于纳谏，抚恤民情的素养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知人善任，启用贤良，重用了马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大批忠臣谋士，才开出了辉煌灿烂的贞观之花。
　　马周被唐太宗倚重，唐王朝的马周生逢明主何其幸也！正如马融在《忠经》里写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天妒英才，不假与年”，马周壮年早逝。他死后备至哀荣，葬在了九嵕山唐太宗的昭陵墓地，与辅佐唐太宗的名臣良将们，永远伴随着一代明君李世民。
八、伟人评价，光耀千秋
　　历来喜欢读史的毛泽东，对古代“上书”的作用及特点很感兴趣。从作用上说，“上书”大多关乎朝野矛盾、时政得失，是直接针对问题而提出的政策建言。在毛泽东看来，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读古代好的“上书”，可以从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达到资政育人、古为今用的目的。从特点上说，自古明君贤臣，遭遇甚难，直言进谏的“上书”是君臣关系良性互动的产物，但关键在于君主一方，只有君主从谏如流，臣下才会做到披肝沥胆。鉴于此，毛泽东多次援引刘邦、李世民虚心纳谏而成就大业的事实，要求领导干部要倾听下属和群众的呼声。尽管从谏与民主有重大差别，但毛泽东认为，民主作风的养成首先要从虚心听取意见开始。
　　在《毛泽东点评历代王朝》一书中，马融后裔唐太宗时的宰相马周的才德，堪与姜太公、贾谊、苏轼相媲美。毛泽东对马周这位出身寒微，但却才识超群，深得唐太宗赏识的人物情有独钟。他曾仔细阅读《旧唐书》、《新唐书》中的马周传，对其中马周的多份上书都很留意，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谊《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并说：“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评价之高，竟至“第一”，而且不惜贬抑历代仰作文坛北斗的苏东坡以作对照性褒扬。这还不算，针对《马周传》所谓马周才能不及傅说和吕望的结论，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是由奴隶而成为商朝宰辅的，吕望即协助周武王灭纣的那位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马周超逾神通广大的姜太公，可以想到其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无论是马周的传奇经历，还是他的文学写作，都不是毛泽东的兴奋点。眼光敏锐，思想领先，政治着眼，才是毛泽东所看重的。对社会现状和现实政治的深刻悟性，令马周的文章远逾一般书生气十足的应试策论，而臻“第一奇文”！毛泽东赞赏的是出身卑贱的马周深谙社会病症，且能准确地提供矫正之道。矫正之道，即治国之道。不制止上层骄奢淫逸，底层困顿愁苦的社会趋势，何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临天下者，以人为本。”往事越千年，但在毛泽东眼里，马周在奏折中归纳出的这些治国原则不会过时。古今中外有各自的特殊社会规律，然而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普遍运作规律。西汉贾谊，所作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之奏折，是继贾谊《治安策》后历朝历代的“第一奇文”。能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评价，足见马周论时政奏折的非同凡响。我们不妨看看这“第一奇文”究竟奇在哪里？ 马周的时政奏折着重提出了以下四方面的谏言：
　　其一，劝谏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他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应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为子孙立久远之基。马周历陈尧、禹及西汉文景二帝节俭之事例，抨击当时朝中滋长的奢靡风气。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文景之治的俭朴之风，穷奢极欲的汉武帝在刘邦之后便即位，则天下必不能全。所以“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如此才能让天下人对当政者“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在强调历史经验之后，马周直陈时弊指出当时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百姓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有感于民间之怨苦与京师之奢侈，马周语重心长的说：“陛下少出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泽东密加圈点，神交古人，在会心中感慨系之。　　　
　　其二，劝谏唐太宗以“百姓苦乐”为国之兴衰的权衡标准。劝告唐太宗在人有余力的情况下再行贮积，不可横征暴敛。马周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举例说隋朝虽然积蓄了大量的仓米、布帛、金银，但这些最终却成为帮助^造**者的财物。而今老百姓本无多少积蓄，我们还在强敛暴征，百姓颇有怨言，认为是朝廷不忧民怜民。马周还强调，民众劳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遭遇天灾边患，则最容易出现狡侩强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是皇上晚食晏寝所能应付的了。
　　其三，提醒唐太宗汲取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教训，对诸王与功臣的分封应该得当，不可“溺于私爱，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马周说，皇帝之子不愁富贵，“身食大国，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须”。如果对之宠遇太厚，一方面会导致他们恃宠而骄，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会引起皇位继承者的嫉恨。他以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曹丕继位后迫害曹植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

　　其四，劝谏唐太宗要重视刺史、县令这些临民之官的选拔，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马周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马周笔锋直指时弊，认为朝廷独重内官，而对刺史、县令等直接临民之官的选拔颇为草率，刺史又多用武人，或者是因为任京官不称职而外放做刺史、县令。至于边远地区，刺史、县令的任用更是随意，真正“以德行见称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结 语
　　马周的谏言可谓居安思危，切中时弊，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本是出身微寒的一介布衣，却能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高度赏识，辅佐圣君，成就一代伟业。并在一千多年后，又得到伟人毛泽东的至高评价，不是因为他有超群的才能，而是由于他品行高尚、忠直，一心为国，毫无私念。从以上史实来看“忠道”堪称“为人、处事、治国”的第一要道！
　　改革开放促成中华盛世，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济迅捷发展中仍有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以史为鉴，重拾《忠经》，古为今用，一定会对解决当今社会困局起到重大的作用！
　　　

马融文化研究会